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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
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
“你是个蠢货。”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
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妈妈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妈妈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
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
“很可怕。”妈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核灾难、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发表见解。妈妈迁就玛达丽娜，她面带微笑，眉头微皱，稀里糊涂地听着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里对她并不客气。她也许认为玛达丽娜在炫耀。她也许觉得玛达丽娜让她难堪。
是什么引起了怨恨，败坏了妈妈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为？是它们身上那一层知恩图报的阴影。这是她的需求，这是她让你背负的债务。她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现款，拿来换取忠诚和顺从。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玛达丽娜要离开。那条把你拉出洪水的绳子，也会变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们到头来总是让妈妈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们无法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无法以妈妈希望的方式偿还。妈妈得到的安慰奖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情的满足，将自己置于具有战略优势的高位，随意地对别人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她，才是那个人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
我为此难过，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妈妈自身的穷困，她自己的焦虑，她对孤独的恐惧，对无依无靠，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那说到我，又是怎样的呢？我了解我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故意而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
“他们对讽刺全无感觉，军政府……”玛达丽娜正在说着，“……这个样子镇压人民。在希腊！民主的诞生地……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玩来着。”萨丽娅说。
“好玩吗？玩得开心吗？”
“开心极了。”萨丽娅说。
妈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萨丽娅，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玛达丽娜已经眉开眼笑，不出声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现在我不用担心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奥蒂和我就有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了。你说是吗。奥蒂？咱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呢！”
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
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
“什么型号？”
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
“那台相机。”
我耸耸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身，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