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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
“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