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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眬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Ｐ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会说这种话！」
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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