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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乐中他透露了他生命的秘密：“我曾被彩虹罚下地狱，幸福曾是我的灾难，我的忏悔和我的蛆虫：我的生命如此辽阔，以致于不能仅仅献给力与美。”这几乎是对他一生的预示。在最后他明白了：“我如今才懂得向美致敬。”——从这里开始，他的沉沦的地狱篇演变成了上升的天堂篇，在后面的篇章中，他批判着平庸的生命并一直升华自身，反叛的力量反而成了它的对立面：“崇敬”的加速推动力，他甚至说：“我对世界的反叛只是一段短暂的苦刑……我们不会失去永恒！”
但在最后一章他又回复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清醒。他质疑天国、救赎：“我受骗了……我用谎言养育了自己。让我们上路。”他的态度就像后来存在主义者的态度：确认自己的存在，在此不幸的存在中夺取存在的意义。他说：“再也别唱赞美诗：坚持走过的每一步。”现实是残酷的，却意味着真实——真理亦应该从中诞生。
诗以后的生命，就是他以生命去实践、延续诗的过程。看看他在生命后期写给家人的信，那才是真正的地狱一季啊，没有一封不嗟叹生命的悲惨的：“我只有在疲惫与贫困的流浪生活中了此残生，而唯一的前景就是在痛苦中死去。”然而在后面他又问：“你认为我能否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一同旅行的人？”在他脚疾恶化，写信托家人买药物后，他竟然还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去军队服役？”他的冒险精神真可谓至死不渝，在他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被截肢，他知道自己已无可救药，却希望能回到北非，死在埃塞俄比亚。但他未能如愿，他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送到码头……”
这座个人的地狱既是命运的诅咒又是人自己的追求和承担。兰波自喻：“我就是盗火者。”《古兰经》里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创造者的不幸：“他们譬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亮了他们四周的时候，真主把他们的光明取去，让他们在重重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这里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为了燃火，他们甘愿身处黑暗。但丁《神曲》中的尤利西斯，不是因为用了木马计欺骗而下地狱，而是因为在他的最后航行中看见了他不应看见的神秘之山——真理而下地狱的。然而倒过来讲，能够窥见真理，虽下地狱又何妨呢？
相对于神秘的命运，这一切：诗歌、幻想、冒险也许都是徒劳的，但这徒劳本身就拥有了意义。本雅明曾就理想主义说过：“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谨以此话献给地狱中的尤利西斯、兰波直至切？格瓦拉等盗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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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兰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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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兰波印象
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说呢？他有信仰，有一种我见所未见的优质的信仰。
一、优质的信仰
1891年11月，马赛一个女人请来一位神甫为弟弟作最后一次祷告。
然而神甫发现眼前处于弥留之际的人却是一个对上帝持大不敬者。但是，当他听说这个人有着诗人非凡的经历后，依然怀着无限的敬意庄严地对那女人说，“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说呢？他有信仰，有一种我见所未见的优质的信仰。”
这个女人的弟弟就是十九世纪极为引人注目的法国天才诗人兰波。
二、离家出走的孩子
兰波生于法国北部小城查维勒，这是一个贫瘠而荒凉又充满着资产阶庸俗趣味的小城。兰波从小就对这个城市充满敌意，在早期的诗歌里也反映出他这种厌憎的情绪，“我的故城是外省城市中最愚昧的城市”。兰波迷恋于“生活在别处”的天真幻想，大概由此养成。当然，还有更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家庭的不幸。兰波的父亲是个职业军人，久住在外地驻防，与妻子关系不合，并在兰波六岁时与妻子离异。兰波的母亲因此变得专断、刻薄，对他管束极严，简直到了残忍的程度。母亲的一切意愿绝对不能违抗的。故乡的种种限制以及家庭种种不幸使得这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内心
“饥渴”，渴望“远方”，追求他乡之客的轻松、奇异、陌生的感觉。
年轻的兰波三次离家出走。第一次出走，由于车费不足，甚至被警察当作流窜少年关入拘留所，幸得其恩师伊赞巴尔出保，才得以获释。以后两次的出逃，由于没有钱买车票，兰波只好步行前往。最后一次，因结识魏尔兰才顺利到达巴黎。
三、永远的私奔者
强烈的表现欲，这是兰波的传记作家格雷海姆？罗伯如此评价诗人传奇式的一生。他认为兰波不惮以最邪恶、无耻的姿态来激怒公众来获取人们的持久的关注。这位天才依靠的是：超越年龄的才华，性别不明带来的奇异感、魅力与残忍的混合，随时准备摆脱过去的自己，以便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上“另一个”。这也是有道理的。
兰波的性征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这样的人注定无法与这个世界的女人、男人们和谐地相处。到达巴黎后，17岁的少年兰波特意挑选的是有同性恋倾向之作呈现给魏尔兰。他似乎早已意料到这个不安份的巴黎浪子的反映。刚刚与魏尔兰结婚的玛蒂尔小姐意识到兰波在有意破坏她的家庭幸福，便时时向魏尔兰发泄自己的不满。
于是，兰波极力怂恿魏尔兰离开巴黎，和他一起到外国去谋求发展。当时魏尔兰虽在巴黎文气很盛，颇有文名，但由于当时巴黎整个气候不尽如人意，使他极不舒心，同时也为兰波的魅力与残忍所深深地折服，便决然抛下与之刚结婚并有身孕的美貌妻子，和他一起私奔到比利时。在比利时两个诗人以教书为业，同时也写诗，但日子过得相当狼狈。于是，两人又去了英国伦敦，不过日子依然穷困潦倒，历尽磨难，时而与流浪者为伍，时而又参加社交活动。
然而正是这段“私奔”时期，兰波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潮，诗的格调由一般的灵感印象式的天才抒发而开始走向人生哲理更深刻的思考甚至近于疯子的清醒，对于梦想与现实、瞬间与永恒、有形与无形等的思辨问题也渐渐达到玄思的程度。
与此同时，兰波与魏尔兰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明显地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兰波于是决计与魏尔兰分道扬镳，不愿再过这种在一望无际的苦海之中跋涉的生活。然而，此时魏尔兰与家庭关系破裂，并对兰波怀着非正常的钟情与依恋，对他意欲的背叛极度地愤慨和绝望。1873年7月魏尔兰把兰波骗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并试图用手枪威胁，不小心走火，打伤了兰波。魏尔兰因此被比利时当局判处两年徒刑。
兰波向这段“私奔”生涯告别，写下了著名的《地狱里的一季》道出了他内心种种痛苦。“从骨子眼里看，我是畜生”
（《地狱里的一季？坏血统》）！这是他对自己这段堕落时光最有力最疯狂的清醒认识。同时，他也道出内心崇高的渴望：“难道我没有一次可爱、英勇而奇妙的青春有幸写在金色的书页上吗！我犯了怎样的罪过，怎样错误才得到眼下这种衰弱的报应？你断言畜生在痛苦地号啕，病人已经绝望，死者已做不成梦，那么请讲讲我的堕落我的困倦吧。”
诗人兰波已经困倦，在诗歌面前、在现实生活面前，他感到一切都严重地限制着他，使他成为有限之物。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常人所无法拥有想法，去尝试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新的生活方式，去成就“诗歌烈士”（海子语）的英名。
四、生活在别处
兰波作为诗人出现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只是短短五年。1875年19岁的兰波在德国学习德文等多种语言并开始了世界性的疯狂漫游生活。
兰波由此开始成了一个革命性的诗人，走向诗歌本身。正如他前期的诗歌《感觉》（1870）所透露的：“我不想讲话，也不愿思想；但无限之爱涌向我的灵魂，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个流浪儿，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一个女人为伴。”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想法同时在致他敬爱的修辞老师乔治？伊赞巴尔的信中也透露了出来，“我惶惑，痛苦，狂躁，痴愚，神魂颠倒；我希望沐浴阳光，无休无止地漫步、憩息、旅游、冒险，最后浪迹天涯……”
兰波从1875年开始自己的流浪的生涯，这是一种令其他诗人们都无法想象的生活。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次历险，像一首迷人奇异的诗。他的追求，无论写诗还是追求生活，正是一种“别处”的陌生、奇异、刺激等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的感受。兰波在流浪生涯中当过马戏团的翻译、食品商的经纪人、荷兰殖民者的雇佣兵等，在人间体验着各种角色，成为“他者”，而不仅仅限制为巴黎文坛中出众的天才诗人。他仿佛是在人世间的天涯海角寻找圣杯的骑士。其间1879年因病返回故乡在罗什农场小憩一段时间，又于1880年在英国一家远东公司当一个五十来个人的小工头，但因工资低、待遇差而辞职，于是他又抵达埃及在红海海岸流浪，寻找机运。最后他到达亚丁为一家法国公司干事。从此，便在大漠里过着与匪盗打交道的历险生活。
直到1891年2月他的右腿因非洲的瘴疠溽热和关节炎感染而变成了毒疽，日益严重才停止这种“追着风的脚印”式的生活。
有人说，兰波在流浪生涯中体验到的并不是“生活在别处”的奇异感与令人欣往的诗意，而更多的恰是生活的贫穷与平庸。他领略到异地的风情的同时，却为了基本的生存忍受了巨大的平庸、琐碎。更重要的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的反差面前，已不是痛苦了，而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在非洲大漠的他写信回家向母亲索要的是如何做一个工匠之类的书，因为要养活自己，却只字不提诗歌，或许这时“诗歌”已经使他倍觉伤感的字眼了。
但不管怎么说，也不管兰波是否已经后悔，他毕竟是真正意义上死在“路上”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