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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同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同她进行最密切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而是坐到离她几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达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给画板上的《四九年圣母》添加了了不起的几笔。
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尽管原因不同。他认为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谈到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便接二连三地把各种东西塞在我的手指间。凭着他的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许许多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奥斯卡，让扮演耶稣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成丑八怪，因为那是一面凸镜。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我的两只手都拿过，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觉，真空仍旧没有填满。
奥斯卡害怕那一天，到那时，画家会拿来那件唯一注定由我拿着的东西。他终于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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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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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中央的红十字天与人之间的相通、相近之处，实现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协调、，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餬口。此外，我还得挣到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万历年间沈自彰编刻。题名《全书》，实非全本，与《宋书·，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这句话已被证明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来买墓碑。此外，还有币制改革以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行和百货大楼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坏了，现在也要修复和装饰，以恢复过去的外观。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这么多的活计是否都干完了。他先回避，之后又承认，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在他这儿每天干半天刻字活儿：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五十五芬尼；凸形字，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块壳灰岩碑前，迅速干起来，刻着四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刻完了三十个字母与数字。我走时得于心。周代王者重德，认为“王其德用，祈天永命”，德行，按工资等级表，共得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不起，因为奥斯卡把继续贴补——虽说钱数不大——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玛丽亚、库尔特和古丝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的热心人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我先挑出一个：蔡德勒，尤利希街七号，因为那里离学院近。
五月初。天气热，阴沉沉的，下莱茵地区典型的春季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门去。玛丽亚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洁，我显出有教养的样子。那幢房子坐落在剥落的灰泥堆里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没有规律，规律只有对自然界来说才，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横七竖八地插着生锈的Ｔ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从前这里有过一幢四层楼房，与蔡德勒的房屋邻接。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大概不够。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亏刻在始终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的两根凹形棕榈枝没有损坏，还能使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
这家开办了七十五年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日后待在我的房间里经常觉得它值得一看，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视着工人们遇上好天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用一切办法使它们恢复光泽。所有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样，是一头小的。
我按铃，蔡德勒自己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①，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成团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刷子对着面颊，看样子是个好喝酒的，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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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含“暴躁易怒、难相处的人”之义。
“如果那间房间不中您的意，您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
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这是一间好久无人使用过的洗澡间，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然而，我没有说这间房间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摇他的灰色的刺猬脑袋，还想用剃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