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蒙难者。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点。不仅马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揉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体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①，所以，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道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
……………………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开始在形状类似但圆而无缺的铁皮鼓上进行于涉。他绝望地擂鼓。鼓声听起来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觉得耳熟。字母“”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波兰还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上下在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月光帮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蹄声隆隆，鼻息呼呼，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隆隆、呼呼、铿锵、嘶鸣之声，喊出呼杀和晦杀之声，而是红白色，像马策拉特先生油过漆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斯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拖曳着，不，说拖曳并不正确，而是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可能是从月亮里来的，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果园的方向游动，看来既不是肉也不是血，然而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相比较。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然而隆隆有声，没有肉，没有血，然而是波兰的，无约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趴倒在地，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的菜果园，冲向所有其他各家精心种植的菜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还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
我们气喘吁吁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天空复又关闭，收回了月光，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虽说不低估月光的影响，仍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相当消沉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多得数不清。我真想有那么一次不能取得成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付出很大的劳动。”
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然而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我于是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有了名气。钱就更不用说了。但你以为，对于我，一个从未被报纸提到过的人来说，在你这个备受赞扬的人身边坚持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于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
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伤透了我的心。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两只手在拔草，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再容易不过了！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皮包里藏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和那个无名指。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斯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上车，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能在各种报纸上读到你的大名了。”
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活不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插曲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把皮包拿走了，回去找到那辆电车，开着它去警察局，进行控告。
就这样，我走了，还听见马策拉特先生在哈哈大笑。他仍旧躺着，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的控告使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
而我呢，奥斯卡，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笑着躺在格雷斯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若干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王国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在警察醒来之前再睡上一小时。你再也不会这样自由地躺在月光下面了。
当我醒来时，在我发现天已大亮之前，我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在舔我的脸，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着。
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叫醒并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是谁在舔我，我都无所谓。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