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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
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
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观天，终于从中得到了满足。总有新的云从百北向东南移动，仿佛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屉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丝毫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椅子背本来是靠背用的，它却支撑着奥斯卡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们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回过身去；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值得一顾。
一个女人——她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走进教室，一年级甲班顿时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安静下来，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几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奥斯卡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去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他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后面，或者不如说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
可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当即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蠢头蠢脑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顿时又镇定下来——女教师们有的时候都不免要这样来一下——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孩子们？难道我们的奥斯卡不是个好鼓手吗？”
孩子们一阵乱嚷，母亲们挤得更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故我。“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它疲倦了，要睡觉了。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还没有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鼓——上帝明鉴，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我先是紧抱着它，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历史悠久、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足够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但是，我硬让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当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射去时，在她保养得很好的皮肤上探测到一颗有一个古尔登①那样大小的、长着长毛的痣。
……………………
①古尔登，十六至十九世纪德国通用的银币。
或者由于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窥见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刮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没把它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这已经使她的指关节变白了——也许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的刺耳声，这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战栗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奥斯卡，你真调皮！”一边向我妈妈投去了谴责的目光，弄得我妈妈简直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瞧才好。她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转过身来，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里掏出另一副眼镜来——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的声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刮过的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仿佛我弄碎了她的眼镜似的，然后撇开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嘎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里，同时对大家说：“现在我给你们念课程表。”
她从猪皮皮包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母亲们，也包括我妈妈在内。最后，她把课程表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焦躁不安的六岁孩子们听：“礼拜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礼拜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礼拜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礼拜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礼拜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礼拜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宣读课程表时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她用刻板的声音，连一个字母都不忽略，读完了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的这一产物，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便进而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重复读一遍。请吧——礼拜一？”
小赤佬们吼道：“礼拜一。”
她接着念：“宗教？”这帮受过洗礼的野蛮人吼叫着“宗教”这个词儿。我不用自己的嗓子喊，而是在鼓上敲响了“宗教”这个词儿的音节。
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帮就吼一声。“写字！”我在鼓上敲两下。“算术！”又是两下。
像做应答连祷似的，我前面的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伙就吼一声。这种游戏荒唐可笑，我还得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相宜地根据音节敲响我的鼓，直到施波伦豪威尔——我不知道她听从了谁的吩咐——跳了起来，显然怒不可遏——但又不是因为我背后那帮野小子才发脾气的。使她激动得涨红了脸的是我，奥斯卡的无辜的鼓对她来说是块绊脚石，她难以把我这个有节奏感的鼓手拉进来做祈祷。
“奥斯卡，你要注意听我念！礼拜四：乡土课？”我撇开“礼拜四”这个词儿，只合着“乡上课”这个词儿的音节敲了四下①，“算术”和“写字”各敲两下，“宗教”这个词儿我不是合着它的音节敲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