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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①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了，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②，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③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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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②赫尔曼·劳施宁，1933～1934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后与福斯特尔有矛盾，1936年逃到英国。
③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的。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是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挂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
这个木板搭的迷宫终于安静下来。这个迷宫同先知约拿在它腹内待过并弄了一身油脂的鲸鱼一般大①。不，不，奥斯卡可不是先知，他觉得肚子饿了。此地没有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也没有上帝为我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生长得高过我，尔后，却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我既不为《圣经》上的蓖麻，也不为尼尼微大城（即使它叫做但泽也罢）悲泣。我将自己那面不是《圣经》上所载的鼓藏在毛衣里，集中注意力，从台底钻了出去，既没有撞了脑袋，也没有再被钉子划破。我离开了这个演讲台，它是为举行各种集会搭起来的，大小碰巧相当于吞过先知的那条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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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旧约全书·约拿书》载，耶和华派约拿去尼尼微，约拿违命，逃往他施。船上遇海风，舟人将约拿投于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巨鱼吐约拿上岸后，他又奉命去尼尼微，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心倾覆。该城的王和人民求告上帝，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于是，上帝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因此不悦，上帝便以蓖麻为喻，责约拿借物过于借人。
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似三岁孩子的少年，他吹着口哨，沿着五月草场的边缘，慢吞吞地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呢？在网球场背后，我的孩儿们背着军鼓和定音鼓，拿着横笛和军号，在那里蹦蹦跳。我敢断定，他们在进行惩罚性操练。对于这些按着地区领导人的哨声蹦蹦跳的人们，我只感到有那么点儿歉意。勒布扎克离开了他的大批党部人员，独个儿驮着那块隆肉踱来踱去。走到一定的距离，他便用靴子后跟着地向后转，把那儿的草和雏菊统统踩死。
奥斯卡回到家里，午餐已经端上桌子：烤肉饼、盐水土豆、红甘蓝，餐后小吃有巧克力布丁加香草调味汁。马策拉特一声不吭。奥斯卡的妈妈吃着饭思想却开了小差。下午，家庭争吵，因为嫉妒和波兰邮局，闹得不可开交。傍晚时分，凉爽的阵风，突如其来的暴雨，擂鼓似的冰雹，出色地表演了好一阵子。奥斯卡的精疲力竭的鼓边休息，边欣赏。
。。！
铁皮鼓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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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总是带着我的鼓，蹲在演讲台底下，观看较为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游行，驱散集会，搞得演讲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进行曲和颂歌变成圆舞曲和狐步舞曲。
这一切已成往事。尽管我一直热中于重温旧梦，但毕竟是冷却了的铁，再难重锻。今天，我是一家疗养与护理院的自费病人，能够正确看待当年在演讲台下擂鼓的行为。我从此不存此念：由于我破坏过六七次集会，使三四次列队行进的队伍乱了阵，因此要把自己看做一名反抗战士。今天，“反抗”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您随处可以听到人家在讲什么“反抗精神”啦，什么“反抗集团”啦。人家甚至可以把反抗变为“内心化”，美其名曰：“内心流亡”①。更不用提那些可以名列《圣经》的正人君子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由于一时疏忽，忘了用防空窗帘挡上卧室的窗户，被防空值班员发现，罚过那么一次钱，现在也自称为什么“反抗战士”、“反抗人士”等等。还是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演讲台下的奥斯卡吧！奥斯卡曾经用鼓声向人民预言过什么没有？他可曾听从他老师贝布拉的劝告，自己掌握行动的过程，并让演讲台前的人民跳舞？他可曾把那么能说会道、世故老练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搞得个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他可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某个吃一锅熬食物的礼拜天②，第一次——以后又有若干次——急速敲击他那面红白两色相间、然而又不是波兰造的铁皮鼓，驱散穿褐色制服者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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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是讽刺一些拥护过纳粹党或与之合作的人在战后为自己洗刷的现象，“内心流亡”是纳粹上台后一批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托词。
②纳粹德国为加紧备战，号召居民节约。
所有这些，我都干过了，诸君也不得不承认。难道如今我这个疗养与护理院的病人因此就成了反抗战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也请诸君，不是疗养与护理院病人的诸君，仅仅将我看做是一个有点偏执的古怪的人。他出于私人的以及美学上的原因，把他教师贝布拉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一概拒绝制服的颜色和剪裁，拒绝演讲台上流行音乐的节拍和响亮度，因而在一面仅仅是儿童玩具的鼓上，敲出一些抗议的声音来。
当时，还可以用一面毫不足道的铁皮鼓来对付演讲台上面和前面的人们，此外，我得补充说一句，我的舞台功夫同我远距离唱碎玻璃的技艺一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我不单单击鼓反对褐色分子的集会。不论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童子军和穿菠菜色衬衣的天主教青年会，耶和华目击者和基夫霍伊泽团①，素食者和纯清空气运动的波兰青年，在他们集会时，奥斯卡也蹲在演讲台下。他们应当唱什么，吹奏什么，祈求什么，宣布什么，我的鼓知道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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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夫霍伊泽团，1900年成立的退役军人联合会，半军事性质的组织，拥护君主政体，属于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其他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