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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多，钢笔是灌满了的来，作品是有待读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而不是现实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西，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①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
①卡舒贝地区，日耳曼化的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原西普鲁士西北部和波美拉尼亚东北部的地区。直到1945年，大约有十五万人讲卡舒贝语。这种语言是介乎波兰语和西波美拉尼亚语之间的一种方言。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劈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门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问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捧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睛，吹着灰土。当她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用牙缝颇宽、此外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则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圆睁的眼睛沿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电线杆和砖窑烟囱上端整三分之一那一段分割开的地平线。
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眯缝着眼睛，咀嚼土豆。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那里跳动。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三个男人向烟囱跳去，随后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人回到原处，重新起跳，这个人看来又矮又宽，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两个，又细又高，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中间；那个矮而宽的，拐来拐去，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更匆忙；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他们刚开始跳的时候，他已经同他们两个相隔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突然消失，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头；而那个矮的，在从烟囱跳开去的中途，也隐没在地平线后面了。
现在看不见他们了，这可能是幕间休息，或者是在换戏装，要不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正要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叉了一个空。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还是穿着原来的服装，爬上了地平线。那似乎是一道木栅栏，他似乎把那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栅栏后面，留在砖堆间，或者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了。尽管如此，他仍是急匆匆的，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慢动作的大跳越过田地；他在烂泥地里跳动，泥块从鞋底上甩出；在管他一跳很远，但仍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仿佛粘在泥里，随后又停留在空中静止不动，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擦一擦他额头上的汗，接着两条腿又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地在五摩尔根①土豆地旁边，一直延伸到田间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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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摩尔根，旧时德国的地亩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千五百到三千四百平方米。
他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这个矮而宽的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爬上了地平线。方才他们可能到砖窑去了一趟，现在在烂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但并不瘦。我外祖母瞧着，又没能叉中土豆；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三个成年人，尽管身材不同，都在电线杆周围跳动，差一点折断了砖窑的烟囱，随后相互间隔一段距离，先是那个矮而宽的，后是两个高而细的，这三个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烂泥地里跳动，靴底的泥团，甩掉又粘上，越粘越厚。他们就这样跳过了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土地，消失在窄道上。
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我的外祖母可以放心去又那个快凉了的土豆。她匆匆吹掉表皮的灰和土，把土豆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如果她在想些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咀嚼着，口腔做着圆周运动。这时，一个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