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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策拉特认为让鳗鱼在盐里游动是有道理的。他说，鳗鱼不是也钻到马头里去了吗！装船工说，它们还钻到人的尸体里去哩！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①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据说，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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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卡格拉克是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两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此大战。
装船工扎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熟练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踏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这时，那艘商船也往那个方向停靠。这条轮船大约一千八百吨，不是瑞典的而是芬兰的，也不是运铁矿砂而是运木材的。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认识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是，马策拉特干吗也挥手，也喊着毫无意义的“船上的，啊嗬咿！①”呢？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窍不通，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喊叫、大笑、鼓掌，他也喊叫、大笑、鼓掌。正因为如此，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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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啊嗬咿！”是船员招呼船只或人的喊声。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