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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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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52型。 

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 

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①。 

…………………… 

①指扬·布朗斯基最后担在手里的牌。“黑桃七”在俗语里意指“没用的人”。 

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锚钮扣。 

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 

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 

 。。



玛丽亚

@小‘说〃网
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论命题,认为一支飞箭在每一瞬间必须要占据与它自身相等,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 

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做好转化工作。还说明了可能性同现实性、虚假的可能性同,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 

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 

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 

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重要哲学著,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不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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