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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 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 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 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 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 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 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 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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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 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 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 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 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 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 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 、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 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 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 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 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 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 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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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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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 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 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 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 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据1878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一旦上海银根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全国。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 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 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3？底，获取暴利！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有意收缩银根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根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 交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 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上海市面，却被外国银行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并不到此为止， 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 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 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 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3？了个大底。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 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