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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我说，“我不愿意让那个大洋洲的家伙得意。”
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对我说，这是当好领导的秘诀之一。
自然，要给吉勒斯清出衣柜来。这就使弗朗索瓦有权利把西尔维亚的东西分发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重新适应了那一套常规。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没有变，仍旧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的许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本可以当场给他们治疗，他们回去后还可以长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们坐下吃晚饭前，弗朗索瓦把我挤到一边对我说：“对了，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兴听到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担心了。”
“得了，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要干什么。”
“啊，对了。”我突然记起来了。“是白内障手术日，对吗？”
“对，我希望你来帮我们。”
“你这种手术做了也许都有一千次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起帮手来了？”
“从这以后。”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关节部肿了。如果不是最近肿的，那就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看来情况不妙。
“可能是什么问题？”我问，同时礼貌地给了他保留他不想讲的细节的可能。
“来吧，马修，诊断一下。看上去像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时间去习惯这一点。幸运的是，我喜欢教书，坦白地说，我已经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灯光了。同时，在这里也有现成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着说：“你，我的先生。从明天起你开始接受训练，好接替我做白内障手术。”
“杜格不会喜欢的。”我说。
“哦，我也不喜欢杜格，所以我们两清了。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手术，我们的组织向来训练非外科医生专门做这一项眼科手术。别担心，不会让你做角膜移植之类的事的。”
我不知道应做出什么反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对于像弗朗索瓦这样的人，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马修，你为什么一副难过的样子？”他责备道。
“呃，我知道这可能使你吃惊，可是我实际上很喜欢你。”
“谢谢，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告诉别人。我不愿失去我的形象。”
“见鬼，没有你我们怎么办？”我说。
“会办得很好，我想。你会成为第一流的领导的。”
那晚，我脑子里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绪回到棚屋里。前一天我还在为自己难过，今晚我有更有意义的事要想：
为弗朗索瓦难过。
白内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发达世界的盛行可能与高日照水平有关……
我无法入睡，便溜达到那空空的饭厅，热了一杯头晚剩下的带咸味的咖啡，开始为我即将从事的手术阅读材料。
在厄立特里亚这类地方，白内障的发病率至少是欧美的2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一支称职的到未开化地区去的医疗队会没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没有获得执照）外科医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样子了，没有一丝自怜。我敢说，他意识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观察他，不仅把他作为一个医生，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在研究。正是在力图想像这工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困难和复杂。
就手术本身而言他没有说错。整个过程用了也就30分钟，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切口并不复杂，但要求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协助他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弗朗索瓦为什么自己决定退下来，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个星期二，我用自己的双手使5位盲人复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经历。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辈们。一个妇女看到了她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术时，每一个星期都能有这种经历。我无法压下这个想法：他不能再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会感到多么难过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术完全交给我做，马上就流言四起了。从社会地位上说，我两头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还不是个司令。
唯一一个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这只是个比方）一样。
眼看我就要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时我得到了一盏煤油灯，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这使得人们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会要求也有一盏。）自然，灯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继续他的乌类学方面的研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阅一些病历，吉勒斯正埋头于鸟类研究时，我在摇曳的灯光下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渐渐地，我惊奇地意识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过去快活了。
“告诉我，是不是仅仅因为不再有那个愚蠢的澳大利亚人纠缠你的缘故？”
“你在说什么呀，马修？”
“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飞到肯尼亚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实际上是有的，曾经和我父母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传教医生，很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不过在他们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婶婶一起在法国生活，只有他们体探亲假时我才能见到父母。我无法理解他a］为什么把我丢下。然而，当我终于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母亲离开我有多么难过。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想念我。”
他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他们是在50年代的茅茅运动①中死去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现在我正在做着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运动，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其领袖乔莫·肯雅塔后成为独立肯尼亚的总理。
“我去参观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他们的墓上放了鲜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打算等我在这里期满后到肯尼亚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动。这时，他大起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马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什么问题？”
“是关于你那小小的钢琴键盘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没看见过你弹它了。你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放弃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他胆怯地补充道。
“不，没关系，”我谎称道，“我就是没有时间而已。”
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
“大家说你弹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从前是这样。”
他意识到我不愿进一步打开心灵之门，但当他上床后翻过身去时，他抑制不住地说了声：“太遗憾了。”
“太遗憾什么？”我感到有点不自在，问道。
他转身看着我，没戴眼镜，显出一副近视的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时在同一间屋子里，可是却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见。”
从几个月前弗朗索瓦告诉我让我负责一切以后，我时不时会产生阵阵怀疑，不知没有弗朗索瓦这个活百科全书在旁边，我是否能够胜任。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几乎有点盼着他离开，我好实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别是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下的时间里，给所及之处的每一个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
根据我的记录，到我离开时为止，我们给将近4万名儿童做了预防接种，还培训了24名护士，建立了两个流动医疗站，进行基本卫生教育。
渐渐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人，尽管我内心没有准备，仍不得不充作家长。那年，我们按东正教的日期，作为艾达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庆祝了圣诞节。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齐全的“齐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人脱逃。杜格·梅特兰，这个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亚人受不了啦。他履历表上的墨迹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