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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能够一手拿着牙刷，用另一手拿着牙膏，并把盖打开、挤牙膏，再把它旋紧。
实验毫无所获
当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噬菌可能发生突变，以致影响到它们攻击细菌的能力；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突变。不过，部分噬菌会发生二次突变，重新恢复攻击细菌的能力，其中一些经历两次突变的噬菌跟突变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突变都没发生过一样。另外一些却有不同的变化：
它们攻击细菌的速度比正常时较快或较慢，因此细菌的繁殖也较正常速度稍快或略慢。换句话说，“负负得正”的“反突变”（back mutation）会发生，但噬菌恢复正常的情形不一定很完美，有时候它们只能恢复一部分的能力。
艾德加建议我做个实验，看看反突变是不是在dna螺旋结构中的同一位置上发生。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很多繁复实验之后，找到了三个反突变的例子，发生的位置都很接近——事实上，比大家曾经观测过的例子都更为接近——噬菌原有功能也回复部分。这是一项冗长的研究工作，整件事情也要靠点运气，因为你必须耐心等待二次突变的出现——而那是十分罕见的。
我不断思考如何使噬菌更常发生突变，以及怎样能够更迅速地观测到它们，但还没有想到方法，暑假已经过完了，我也逐渐对这个研究题材失掉兴趣。
这时，我的休假年快到了（注：美国的大学教授每授课若干年——一般是6年——便可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间，他们可随意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我决定把这一年花在同一个生物实验室上，但选择不同的研究题材。我跟梅索森（matt meselson）做了一些研究，再和一位来自英国、人很随和的史密斯（j．d。 smith）合作。我们的研究题目跟核糖体（ribosome）有关，那是一种在细胞内的双球体，含有大约50个蛋白质，能够从“信使核糖核酸”
（mrna，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制成蛋白质。
利用放射性追踪剂，我们证实了rna可以从核糖体分离出来，也可以被放回去。
我很小心地进行每个步骤、测量数据，尽力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是过了８个月之后，我才想到其中一个步骤做得太不周密了。在那个年代，从细菌取得核糖体的方法，是将培养好的细菌跟铝氧土（alumina，又称矾土）放在研钵内研磨。其余的步骤都是跟化学作用有关的，全都在控制之下；但重点是我们研磨细菌时，推动研杵的动作是无法重复的，因此我的实验什么成果也没有。
业余的半吊子
我也必须提一提那次跟兰夫罗姆（hildegarde lamfrom）一起尝试的实验。我们想研究的是，豌豆和细菌所使用的核糖体是否相同？换句话说，细菌的核糖体是否能制造出人体或其他生物内的蛋白质？
那时兰夫罗姆已经设计出一套方法，能够从豌豆分离出核糖体，加入信使核糖核酸，让核糖体利用信使核糖核酸制造出豌豆蛋白质。我们意识到，“把豌豆的信使核糖核酸加到细菌核糖体中时，究竟制造出来的会是豌豆蛋白质还是细菌蛋白质？”这将是个众所瞩目、意义重大的问题；而我们的实验也同样会是众所瞩目，将对遗传生物学的基础带来巨大影响。
兰夫罗姆说：“我需要大量的细菌核糖体。”
梅索森和我为了其他实验，曾经从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提取了大量的核糖体。我说：“算了，我就把我们的核糖体拿给你吧，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多的是。”
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项十分惊人和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我们的想法很好，实验构想很好，设备也很齐全，却全让我搞砸了；因为我给她的是受到感染的核糖体，那是在这种实验中所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了。我们的核糖体放在冰箱里将近一个月，早已被其他生物所污染了。如果我重新准备一些核糖体，很认真和小心翼翼地拿去给兰夫罗姆，严格地控制一切，那么实验将会很成功；而我们也将成为首先证实生命的普遍性质的人。我们将证实了在任何生物中，制造蛋白质的机制——核糖体——都是一个模样的。当时我们在恰当的时机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我的做事方式和态度完全像个业余的半吊子，愚蠢而草率。
你可知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想到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书中包法利夫人的丈夫，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医生。他想出一套如何医治畸形足的方法，可是结果却只令人活受罪罢了。我就像那位没经验的医生！
我始终没有动笔把噬菌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尽管艾德加不停催促，我却一直抽不出空来。这也是从事跨行工作的毛病了：我不会认真地看待它。后来，我总算写了个非正式的报告给艾德加，他一边读一边笑了起来，因为我没有依照生物学家惯用的标准格式——先写实验程序，再写……等等，而写了一大堆生物学家早已知道的东西。艾德加把我写的改成较为简洁的版本，我却全看不懂。我想他们始终没有拿去发表，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直接发表那些实验结果。
最爱的还是物理
另一方面，华森认为我的噬菌实验颇有价值，因此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讲，讨论位置十分接近的突变及反突变。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是：第一次突变使蛋白质发生变化，例如改变了某个氨基酸的酸碱度；而第二次突变则改变了同一蛋白质内的另一个氨基酸，但酸碱度的改变跟第一次突变时刚好相反，因而抵消了第一次突变的部分效应——没有完全抵消，但足以让噬菌恢复部分的功能。用另一种说法，我觉得那是在同一蛋白质内出现的两次变化，它们的化学效应却刚好有互补作用。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几年之后，有人发现——很显然这些人找到了能迅速引发和观测突变的技巧——真正发生的是，在第一次突变中，整个dna盐基不见了，如此一来dna内的密码顺序与前不同，而无法“解读”了。第二次突变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一个盐基被嵌回去，否则就是另外两个盐基又被拿走了，总之结果是密码又可以解读了。因此，第一次和二次突变发生的位置愈是接近，dna内被破坏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能就回复得更完整。
连带的，每个氨基酸的密码有三个“字母”（即三个盐基）的事实，也获得证实了。
在哈佛大学的那个星期里，华森提出了些构想，我们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个实验没有做完，但我已从这位生物界的顶尖高手那里，学到了许多实验新技巧。那也是我很得意的时刻！我居然在哈佛大学的生物系里发表演讲呢！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生物学这领域里，我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宝贵经验。我甚至连那些古怪的生物名词也会念了，更不用说写论文或做演讲时应该避免的错误，又或者是醒悟到某项实验技巧的缺失等等。
可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我总是会回到物理的世界里去！
。。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4
。
当科学大师碰上菜鸟
在普林斯顿念研究院时，我曾经当过惠勒教授的研究助理。他给我一个题目，没想到太难了、做不下去。因此我回过头来，研究早在麻省理工念大学时便有的一个构想，那就是：电子不会作用于自己身上，而只会和别的电子相互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当电子晃动时、它会辐射出电磁波，这等于散发出能量，而损失能量即意谓有某个力作用在电子上。
更进一步考虑，晃动一个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与晃动不带电的电子所用的力，一定不一样。因为假使在两种情形中所施的力完全一样，但已知在一种情况下粒子损失能量，另一种情况下则不会损失能量——这好像是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标准理论，是电子对自己作用而产生力，称为“辐射反应力”（radiation reaction）。当我在麻省理工开始推敲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电子只会对其他电子施加作用。等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才听说有这些标准理论，也才明白，原来的构想碰到大麻烦了。
这时我的想法是：首先让这个电子晃动，然后根据我的想法，它对附近的电子作用，使它（们）晃动起来。这些被扰动的电子所产生的效应，才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于是我做了些计算，带着结果去见惠勒教授。
惠勒教授想也不想，马上说：“噢，这里不对，因为你等于说它和其他电子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它不应跟这些变量有关。而且，它应该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也跟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
使我难过的是，他怎么已经做过这些计算。后来我才明白，像惠勒那样的大师，你给他一个问题，他可以立刻“看”
出其中的重点。
他接着说：“而且这会受到延迟，因为辐射波返回较晚。
因此你描述的只不过是反射光。”
“哦！当然。”我颓丧地说。
“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这反射光是一种超前波，换句话说，这是逆着时间的反应；那么它会在正常时间返回。我们已知道这个效应跟距离平方成反比，如果有很多电子充满整个空间，而且电子数目随距离平方成反比，也许所有的效应便可刚好互相抵消。”
我们发现这个想法确实可行。再次计算的结果非常完美，各方面都对应无误。在古典物理的范围内，这个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它跟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或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