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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息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涉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概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
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