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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1）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班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讷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