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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依照笛卡尔自己的理解，“我思故我在”是一种自明的事件，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理会乃是一种“原始的认知行为”，所以不需要三段式的推理。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我与思想是同一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等于“我思考，所以思想存在”，这个命题是分析的，因而是自明的，不需要证明。正如“三角形有三条边”和2＋2＝３＋1那样，是自明的，不需要证明。因此，它是一个直观，而不是一个三段式的推理。但是，笛卡尔在求得“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之前或当时，已经使用了许多语辞和判断，关于这些语辞和判断的意义及真实性，他并未加以说明或证明。这样看：笛卡尔在作这个结论之前，还是有一些预设的，譬如什么是思考，什么是存在以及先存在方能思考，不存在之物不能思考，并且他还预设读者能够理解他的语言及论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笛卡尔说道：“当我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对于那些按条理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而言是第一个和最确定的一个命题时，我并未因此否认我们应该最先知道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确定性以及我们必须存在才能思考，等等。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十分简单的意念，并且它们自身不能使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存在，因此我就觉得我不必在这儿列举它们。”
笛卡尔承认，他预设了“知识”、“存在”、“确定性”这些语辞的意义，也预设了“我们必须存在才能思考”这类真理，甚至预设了“凡思考者必存在”这样的前提。但是他并没有明显地注意它们，也没有故意地使用它们来证明“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并且预设并不等于明显地使用他们从事三段式推理的活动。譬如说，当我说“2＝2是真的”时候，我预设了同一原理（即存在之物是存在的），但是，为了知道“2＝2是真的”这个命题，我不必注意到，甚至不必认识同一原理，因为“2=2是真的”这个判断是自明的。
虽然各家对于该命题是直观还是推理仍有不少争议，但是总括起来，不管这个命题属于直观，或属于推理，我们对于“我存在”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没有怀疑的余地。从“我存在”这个命题的确定性，我们能够直接引申出以下的结论，这些结论也都是同样确定的。
①世界上有真理，至少有一条。如果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真假，或者无所谓真假，或真假都是相对的，都是主观的，这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那些人或是没有读过笛卡尔，或是没有了解笛卡尔。②我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我至少认识一条，“我存在”。据此，普遍怀疑论是不能成立的。你可以说，你只能认识经验界的现象，或者你只能认识内心的现象，或者你的知识是有限度的，等等。但你不能说你完全没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当你怀疑我的真理或反驳我的真理时，你必然知道你存在。③我能够认识“存在之物”或“有”，因为“我”即是一存在之物，所以存在之物或“有”能够作为知识的对象。既然我认识了一个存在之物，那么其它存在之物在适当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作为我认识的对象。从“我存在”这个真理已经显示出，理智的本性最适合认识存在之物了。④对于思考现象，我有意识，并且我看出来，思考与关于思考的意识多少是有区别的。我之所以能够肯定“我思故我在”，就是因为我能意识到这一事实。⑤“我”与“思想”，至少在概念上似乎有些区别，因为“我”指涉主体，并且呈现为同一的；“思想”指涉活动，并且呈现为变化无常的。⑥笛卡尔假定，人类理智的本质是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一切思想主体都能认识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思想主体，当他思考时，他能够毫无疑惑地肯定他的存在。这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可以成为普遍的。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普遍的怀疑论，对欧洲近代哲学具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原则也是近代哲学的起点，它开始了以“我”为中心的哲学，开始了近代认识论的研究。笛卡尔哲学不仅对唯理论影响很大，而且也影响了经验论，洛克、贝克莱、休谟他们的哲学也都是以主体的认识作为研究对象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思”，“我思故我在”成为了一条哲学公式、哲学套子，后来的哲学家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他们的哲学代换进“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中。
第一个借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的是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和笛卡尔一样都是从“我思”出发，都是从“我思”到“我在”。他们俩人的区别在于：对于笛卡尔来说，“我思”是一个直接的认识，并且同时是一个清楚、明晰的认识。不仅我以确定的方式知道，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而且我还以确实的方式知道，我思想时，我决不会弄错。因为我们心灵对其有清楚、分明的观念的一切东西，全都是真的。马勒伯朗士认为，“我思”只能达到一种意识，通过它我们只能把握我们的存在，而不能把握我们的本质。这种意识虽然是清楚的、分明的，但不是认识。我们的心灵不仅没有全部理性的观念，而且没有任何观念，甚至心灵自身的观念。我们的心灵是无能为力的，心灵只有和神相结合才能看到观念，只有在神之中我们才能认识。我们是在上帝之中看一切，认识一切。马勒伯朗士就是这样搭起了一座从“我思”通向神、上帝的桥梁。
“我思”概念也是康德哲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但是康德的“我思”和笛卡尔的“我思”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按照康德的观点来看，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经验的“自我意识”，即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感知、想象，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反省。因而这种“我思”是一种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是一种个体的感知经验，一种经验的自我。而康德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在逻辑上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而又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想象、思维意识之中的认识的纯形式，因而它不是经验的自我，而是先验的自我。另外，笛卡尔从“我思”推断“我在”时，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相分离的，并且把“我在”中的“我”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相反，康德的“自我意识”是自始至终不能和“对象意识”相分离，认为自我是一种伴随对象意识的能动的功能形式，它是先验的，超时空的，不具有任何感情特征，不是感觉直观的对象。我们感知不到它，所以我们不能从“我思”推断出“我在”，因为任何存在必须具有来自“自在之物”的感情材料，总在时、空之内的，所以在康德看来，笛卡尔从“我思”推出独立的精神实体“我”的存在是一个错误推论。康德的“我”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不是一种思维实体，或者说，康德认为“我思”中的“我”和“我在”中的“我”是两个不同的“我”。他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
在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中，“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作用更为显要，许多哲学家的哲学都是从批判、改造“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和笛卡尔一样，要为人类认识找到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从而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就是“我思”。笛卡尔认为“我思想”和“我存在”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从“我思想”可以直接证明“我存在”，一个思想着的我是存在着的。笛卡尔就把这个“思想着的我”作为无可怀疑的出发点。胡塞尔高度评价了这种“我思”，认为他已经步入了先验现象学的门槛。这种回到纯粹意识活动本身是现象学还原的准备阶段。为适应先验现象学的要求，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我思”改造后，找到了一种“先验的自我”。胡塞尔认为，先验的自我的结构是：先验自我——我思——所思之物。胡塞尔从这一基本结构出发，改造了“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这一命题应改为“我思所思之物”。按照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我思（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所思之物（意识活动的对象）。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在思想就必须有思想的对象，如果没有思想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笛卡尔怀疑对象的存在，而不怀疑思想，这是不合理的。胡塞尔通过对“我思”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发现的不是一个经验的自我，而是一个先验的自我。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自我的意识相关，并且自我通过我思或意向性建立相关的意识对象。胡塞尔把笛卡尔的“我思”改造成“先验的自我”，并以此作为他现象学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点。
“我思”也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他要建立一种以真理为基础的学说，因而也就需要找到一种绝对真实、无可怀疑的起点。他认为个人的主观性是哲学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是第一真理。他说：世间决没有一种真理能离开“我思故我在”，我们凭此，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因为：离开了笛卡尔的“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