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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略略提一提这类内在缺陷和危机，它们并非无足轻重，尽管在目前平静时期尚远，不致于危及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们如今得明白，卡斯塔里人并非仅仅依靠我们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从本质而言也得仰仗国家的境况和人民的意愿。
我们吃我们的面包，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扩建我们的学校和档案馆，——但是，倘若我们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对我们有兴趣，或者我们的国家出于贫困、战争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养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倘若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里及其文化视作一种奢侈品，不再允许我们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为荣，还看成是一群寄生虫、骗子，是邪教徒和敌人。——这就是来自我们外界的危机。
每当我试图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里人指出他所面临的危机时，总会多多少少遭到消极的抵制——一种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现在必须首先从历史上援引一些例证。人人皆知我们卡斯塔里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非常缺乏，是的，应当说大多数人对历史不只毫无兴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这类混合着冷漠和傲慢的厌恶研究世界历史的倾向，常常激发我加以研究的决心，后来发现了两个所以如此的缘由。
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微不足道——当然，我说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却是我们十分重视的范畴。而世界历史所记载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都只是些残忍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财产、土地、原料和金钱，总之，不过是些争夺物资和财富，争夺种种物质事物的斗争而已，在我们眼中，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苗卡尔、巴斯卡尔、弗罗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者路易十四的时代。
我们厌恶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由来已久：我们对自己宗教团体诞生之前那一衰颓时期十分流行的诸多历史著作始终保持传统的、我认为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
因而，我们也对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也最危险的顶峰——，缺乏任何信心。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哲学则不仅大大歪曲了历史，还导致了对真理意识的败坏。在我们眼中，偏爱这类历史哲学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个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时代，我们有时称之为“战争世纪”，更经常的称呼是“副刊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就诞生在那一时代的废墟之上，就是在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或者应当说野蛮思想——进行了斗争，克服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这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傲慢精神。我们面对世界历史的心态，尤其是较近代的、几乎像现实的历史，情况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舞台一样。历史在我们眼中纯属本能与时尚的儿童游戏场，是贪婪、肉欲、权欲、谋杀、暴力、破坏和战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长，被金钱收买的将军，被毁坏的大小城市，然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也仅仅是历史的许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成长中的产物，因而一旦丧失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分担世界历史中的责任。然而我们对此却茫然无知，十分欠缺责任意识。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学园初建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和其他国家里的情况，我们立即就可看出，我们的教会只是许多不同教会团体和组织之一，而我们永爱的卡斯塔里，我们的故土和秩序的创建者们并不像我们这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之上为荣。我们的先辈和奠基者们是在战争时代末期的废墟上开创自己事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官方的分析介绍，其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①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再稍稍叙述一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吧。我阅读过不少文献资料。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城市上，我只关心当时精神工作者的态度。他们处境艰难，大部分人甚至难以苟延残喘。不论在学者间，还是在教士问，都出现了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先驱和殉难精神，即或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统治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影响。尤其因为到处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向暴力时代低头了。那些人投降后便让自己的才能、知识、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这情况令我们回想起古时候一位马萨吉特国学者所说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几？唯有将军阁下而并非数学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则尽可能以勉强维持安全的方式进行奋斗，发表抗议文章等等。根据切根豪斯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许多实情，有位世界闻名作家，仅仅一年间就签署了二百多份抗议书、警告信、请愿书等——也许实际数字还不止此。但是绝大多数入学会的是三缄其口，也学会了忍饥挨冻，学会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许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残存者的羡慕。无数人士自绝生命。老实说，身为学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实在既无乐趣又不光彩，他们投身统治者，为其写作标语口号，虽然有了职位和面包，却得忍受上司的窝囊气，大多数人还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责备。凡是拒绝从命的人，不得不忍饥挨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放逐。这是一场多么残酷，多么难以置信的大清洗啊。不仅是那种不为当权者和战争目标服务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溃衰亡了，而且连教育事业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具体历史，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删削和修改，历史哲学和副刊文字控制着所有领域，包括中小学校。
细节描写已经够多，不再赘述。总之，那是一个狂暴而野蛮的时代，混乱不堪的巴比伦式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白互不理解的纷争年代。待等流够了血，丢尽了脸，那个时代才告终结，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越来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语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种字母顺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诀表，而不再有权力集团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专制统治。于是，诞生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寻求理性，寻求克服混乱局面的思想大浪潮。在那个凭借暴力和肤浅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终时的政治真空状态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开创新局面和建立秩序体系的要求中，我们卡斯塔里才得以应运而生。有一小群勇敢的、饿得半死的、却一如既往刚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可能途径。他们开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态度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