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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招来了村子里的纷纷议论，把我父亲气得半死。我躺在被窝里蒙着头装睡，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训斥我的姐姐。我知道姐姐是让“白茹的心”给害了。
《三家巷》里周炳和区桃的爱情也写得动人心魄，把我迷得几乎死去。我躲在我家磨房里读到区桃姑娘死去时，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回头想起来，周炳这个人物贾宝玉的影子重了一点，但就像与初恋的情人相逢一样，固然有许多的失望，但那份感情还是难忘。
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
中国人向来喜欢才子佳人的老套子，影响到作家，就愿意让英雄美女终于成为交颈鸳鸯并蒂莲。《苦菜花》里，杏莉和德强端的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作家把他们的爱情写足、让读者在心理上享够了艳福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就把杏莉给写死了。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屁股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在作家的爱情描写中，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通过这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的、被社会视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插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乳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十七年的爱情描写，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限制了作家的思想和才力，使这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东西，被挤到一个憋窄的角落里，宛如在断墙边上偷偷地开放的小花，苦菜花。
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更由于强烈的政治风雨把作家们抽打得缩头缩肩，他们在动笔前，钢笔里就灌满了“阶级斗争”牌墨水，无论他们主观上采取什么样子的态度，这种墨水留下的痕迹里，无法不散发出那种可恶的阶级斗争气味。因此，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少有人去描写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别的阶级的爱情，即使有，也是写他们的淫荡和色情。好象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而别的阶级都是一些畜生。仿佛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才是爱的最完美的形态。所谓阶级的爱情，其实是个很荒唐的说法，我觉得，爱情里反映出的阶级斗争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爱之初。
落后的道德观念也粘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蛮荒里，去搜寻一下桑间濮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这样就画出了一幅幅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爱情图画，图画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男的如天父，女的似圣母，他们怀抱中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在这样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爱情，爱情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地阉割了。这样的爱情是虚假的，与生活中的爱情大相径庭。
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色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欲；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性爱的描写方法。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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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现在，那儿家家养的多是一些杂狗，偶有一只白色的，也总是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生出杂毛，显出混血的痕迹来。但只要这杂毛的面积在整个狗体的面积中占的比例不大，又不是在特别显眼的部位，大家也就习惯地以“白狗”称之，并不去循名求实，过分地挑毛病。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时，我正在桥头下的石阶上捧着清清的河水洗脸。农历七月末，低洼的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我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里钻出来，汗水已浸透衣服，脖子和脸上落满了黄黄的尘土。洗完脖子和脸，又很想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去，但看到与石桥连接的褐色田间路上，远远地有人在走动，也就罢了这念头，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让一条越走越大的白狗毛儿耸起，尾巴轻摇。它近了，我看到了它的两个黑爪子。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
求学离开家乡后，父母亲也搬迁到外省我哥哥处居住，故乡无亲人，我也就不再回来，一晃就是十年，距离不短也不长。暑假前，父亲到我任教的学院来看我，说起故乡事，不由感慨系之。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工作忙，脱不开身，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父亲走了，我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了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望看我，狗眼依然浑浊。我看着它那两个黑爪子，惊讶地要回忆点什么时，它却缩进鲜红的舌头，对着我叫了两声。接着，它蹲在桥头的石桩上，跷起一条后腿，习惯性地撒尿。完事后，竟也沿着我下桥头的路，慢慢地挪下来，站在我身边，尾巴耷拉进腿间，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水。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河水中映出狗脸上那种漠然的表情，水底的游鱼不断从狗脸上穿过。狗和鱼都不怕我，我确凿地嗅到狗腥气和鱼腥气，甚至产生一脚踢它进水中抓鱼的恶劣想法。又想还是“狗道”些吧，而这时，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我看到它把颈上的毛耸了耸，激动不安地向来路跑去。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我走上桥头，拎起旅行袋，想急急过桥去，这儿离我的村庄还有12里路吧，来前没给村里的人们打招呼，早早赶进去，也好让人家方便食宿。正想着，就看到白狗小跑步开路，从路边的高粱地里，领出一个背着大捆高粱叶子的人来。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