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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烂不堪的公共汽车把我一个孤零零的乘客送到那三棵柳树下，是我从葵花地里捡出女婴前半个小时的事。坐在车上时，我确实是充分体验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车上那个面如雀蛋的女售票员也是这么说。她可能是头天夜里跟男朋友玩耍时误了觉，从坐上车时她就哈欠连天，而且打过一个哈欠就掉转那颗令人敬爱的头颅，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好像我刚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似的，好像我刚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似的。我恍然觉得她的眼球上也生满了褐色雀斑，而她的一次次对我怒目而视，已经把那些雀斑像铁砂子般扫射到我的脸上。我惶恐，觉得好像挺对不起她的，因此她每次看我时我都用最真诚的笑脸迎着她。后来她原谅我。我听到她说：“成了你的专车啦！”我的车长达十米，二十块玻璃破了十七块，座位上的黑革面像泡涨的大饼一样翻卷着。所有的铁器官上都遍被着红锈的专车浑身哆嗦着向前飞驰，沿着狭窄的土路，把路两边绿色的庄稼抹在车后。我的专车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我的司机不回头，问我：“在哪儿当兵？”“在×；×；。”我受宠若惊地回答。“是要塞的吗？”“是啊是啊！”我不是“要塞”的，但我知道撒谎有好处——有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传染了我。司机情绪立刻高了，虽然他没回头，我也就看到了他亲切的脸。我无疑勾起了他许多回忆，他的兵涯回忆。我附和着他，陪着他大骂“要塞”那个流氓成性的、面如猿猴的副参谋长。他说他有一次为副参谋长开车，副参谋长与三十八团团长的老婆坐在后排。从镜子里，他看到副参谋长把手伸到团长老婆的奶子上，他龇牙咧嘴地把方向盘一打，吉普车一头撞到一棵树上……他哈哈地笑着。我也哈哈地笑着。我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副参谋长也是人嘛！”“回来后就让我写检查。我就写：”我看到首长在摸女人奶子，走了神，撞了车，犯了错误。‘检查送上去，我们指导员在脑勺子上给了我一巴掌，骂我：“操你妈！哪有你这样写检查的，回去重写吧！”“你重写了吗？”“写个席！是指导员替我写的，我抄了一遍。”我说：“你们指导员对你蛮好。”“好个屙！我白送了他十斤棉花！”“人无完人嘛！再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嘛，是’四人帮‘的罪过。”“这些年部队怎么样？”“挺好，挺好。”
车到“三棵树”，我的售票员小姐拉开车门，恨不得一脚把我踹到车下去，但我和司机攀上了“战友”，所以不怕她。我把一盒“9·9”牌香烟扔到驾驶台上。这盒烟劲儿挺大，司机把车开出老远还为我鸣笛致谢呢。
下车。前行。肩背一包糖，手提一箱酒。我必须顶着太阳走完这十五里不通汽车的乡间土路，去见我的爹娘与妻女。我远远地就看到那片葵花地了。我是直奔葵花地而去的。我是在柳树上看到那张纸条后跑向葵花地的。我是看到了纸条上写的字就飞跑到葵花地里去的。
纸条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速到葵花地里救人！！！
那片葵花地顿时就变得非常遥远，像一块漂游在大地上的云朵，黄色的、温柔的、馨香扑鼻的诱惑强烈地召唤着我。我扔掉手提肩背的物件，飞跑。在焦灼的奔波中，我难忘的一件往事涌上心头。那是前年的暑假，我回家的路上，由一条白狗为引，邂逅了久别的朋友暖姑，生出了一串故事。这些故事被我改头换面之后，写成了一篇名为《自狗秋千架》的小说。这篇小说我至今认为是我的好小说。每次探家总有对故乡的崭新的发现，总有对过去认识的否定。纷繁多彩的农村生活像一部浩瀚的巨著，要读完它、读懂它并非易事，由此我也想到了文人的无聊和浅薄。这一次，又有什么稀奇事儿等待着我去发现呢？根据柳树上纸条的启示，用某学院文人们的口头禅说，这一次的节目将“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葵花，黄色的葵花地，是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幽会的地方，是一片引人发痴的风流温暖的乐园。我跑到它跟前时，已经出气不迭。粗糙的葵花叶片在温存的西风吹拂下拉拉响着，油铃子、蟋蟀、蝈蝈欢快又凄凉地叫着，后来给我带来无数麻烦的女婴响亮地哭着。她的哭声是葵花地音响中的主调，节奏急促、紧张，如同火烧眉毛。
我从没有看到过成片的葵花。我看惯了的是篱笆边、院墙边上稀疏种着的葵花，它们高大、孤独，给人以欺凌者的感觉。成片的葵花温柔、亲密、互相扶持着，像一个爱情荡漾的温暖的海洋。故乡的葵花由零散种植发展到成片种植，是农村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生动体现。几天之后，我更加尖刻地意识到，被抛弃在美丽葵花地里的女婴，竟是一个集中着诸多矛盾的扔了不对，不扔也不对的怪物。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白纸那么薄；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
葵花茎秆粗牡，灰绿色，下半截的叶子脱落了，依稀可辨脱叶留下的疤痕，愈往上，叶片茂盛得愈不透光。叶色黑绿，不光滑。碗大的无数花盘挑在柔软的弯颈上，像无数颗谦恭的头颅。我循声钻进葵花地，金子般的花粉雨点般落下，落在我的头发上和手臂上，落进我的眼睛里，落在被雨水拍打得平坦如砥的土地上，落在包裹婴孩的红绸子上，落在婴孩身旁三个宝塔状的蚁巢旁边。熙熙攘攘的黑色蚂蚁正在加紧构筑着它们的堡垒。我猛然感到一阵蚀骨的绝望，蚂蚁们的辛苦劳动除了为人类提供一点气象的信息外，其实毫无价值。在如注的雨水下，高大的蚁巢连半分钟也难以支撑。人类在宇宙上的位置，比蚂蚁能优越多少呢？到处都是恐怖，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欺骗、谎言、尔虞我诈，连葵花地里都藏匿着红色的婴孩。我是有过扔掉她走我的路的想法的，但我无法做到。婴孩像焊接在了我的胳膊上。我心里好几次做出了扔的决定，但胳膊不听我的指挥。
我回到三棵树下，再一次研究那纸条上的字。字们狰狞地看着我。田野照旧空旷，苟延残喘的秋蝉在柳树上凄凉地哀鸣，通县城的弯曲的土地上泛着扎眼的黄光。一条癞皮的、被逐出家门的野猫从玉米林里钻出来，望了我一眼，叫了一声，懒洋洋地钻到芝麻地里去了。我看了看婴孩肿胀透明的嘴唇，背起包，提起箱，托着婴孩，往我的家中走。
家里的人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惊喜，但对我怀抱的婴孩则感到惊讶了。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站立不稳的身体表示他们的惊讶，妻子用她陡然下垂的双臂表示她的惊讶，惟有我的五岁的小女儿对这个婴孩表示出极度的兴奋。她高叫着：“小弟弟，小弟弟，爸爸捡回来一个小弟弟！”
我自然知道女儿对“小弟弟”的强烈兴趣是父母和妻子长期训练的结果。我每次回家，女儿就缠着我要小弟弟，而且是要两个。每逢这时，我就感觉到父亲、母亲、妻子，用他们严肃的、温柔的、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对我进行严厉的审判。有一次，我惶恐地把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男孩从旅行包里摸出来。递给吵嚷着要小弟弟的女儿。女儿接过男孩，在孩子头上拍了一巴掌，男孩头嘭一声响。女儿把男孩扔在地上，哇一声哭了。她哭着说：“我不要，这是个死的……我要个会说话的小弟弟……”我捡起塑料男孩，看着他过分凸出的大眼睛里泛动着的超人的讥讽表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父亲和母亲各叹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看着妻子黑漆般的脸上，两道浑黄的泪水流成了河。
家里人除女儿外，都用麻木的目光盯着我，我也麻木地盯着他们。我自我解脱般的苦笑一声，他们也跟着我苦笑，无声，只能看见他们泥偶般的脸上僵硬的、流质般的表情。
“爸爸！我看看小弟弟！”女儿在我面前蹦着喊叫。
我向他们说：“捡的，在葵花地里……”
妻子愤怒地说：“我能生！”
我蔫头蔫脑地说：“孩子她娘，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母亲说：“救得好！救得好！”
父亲始终不说话。
我把婴孩放在炕上，婴孩抽搐着脸哭。
我说她饿了。妻子瞪我一眼。
母亲说：“解开看看是个什么孩子。”
父亲冷笑一声，蹲在地上，掏出烟袋，巴嗒巴嗒抽起烟来。
妻子匆匆走上前去，解开拦腰捆住红绸的布条，抖开红绸，只看了一眼，就懊丧地退到一边去。
“看小弟弟！看小弟弟！”女儿挤上前来，手把着炕沿要上炕。
妻子弯下腰，对准女儿的屁股，凶狠地抓了一把。女儿尖叫一声，飞快地逃到院子里，撕着嗓子哭。
是个女婴。她蹬着沾满血污的、皱皮的小腿嚎哭。她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哭声洪亮，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孩子。她的屁股下有一大摊黑色的屎，我知道这是“胎粪”。在红绸子上像软体动物一样蠕动着的是个初生的婴孩。
“丫头子！”母亲说。
“不是丫头子谁家割舍得扔！”父亲把烟袋锅子用力往地上磕着，阴森森地说着。
女儿在院子里哭着，好像唱歌一样。
妻子说：“你从哪里抱来的，还给人家抱回哪里去！”
我说：“抱回去不是明明送她死嘛！这是条人命，你别逼着我去犯罪。”
母亲说：“先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