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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出生）敢暴露阴暗心理总比往自己的阴暗心理上涂鲜明色彩的人要可信任一些。即便是交朋友，也要交一个把缺点也暴露给你的人。其实都是废话，只有一句话是真的。连我在内，也是“马列主义上刺刀”的时候多。只要到了人人敢于先用“马列刺刀”刮了自己的鳞，然后再用“马列刺刀”去剥别人的皮的时候，被剥者才虽受酷刑而心服口服。
半夜里的猫叫对于成人，其实并不残酷，对于孩子，才真是精神上的酷刑。我在孩提时代，一听到这凄厉的“恋爱歌曲”就拼命往被窝里缩，全不怕呼吸哥哥姐姐母亲父亲及我自己的屁臭脚臭与汗臭的——这又不是好的话，怎么哥哥姐姐父亲母亲都睡一个被窝呢？这只好为读者（一部分）解释了：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不是要为乱伦创造便利，而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全家只有一条被子。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其实饥饿和寒冷是彻底消灭性意识的最佳方案，一九六0、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她丈夫是粮库的保管员。到了一九六三年，地瓜大丰收，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吃饱了地瓜，天气又不冷，来年便生出了一大批婴儿。——这正应了“饱暖生淫欲”的旧话。这批孩子，被乡间的“创作家”们谑称为“地瓜小孩”。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随便扯来，竟也感觉不到有多大恐怖，一旦吃饱，那饿肚的滋味便淡忘了许多，以为那果真就是一场梦。我之所以还有些感受，大概是因为一九七六年参军之前，很少与“丰衣足食”这种生活结过亲缘的关系。当兵之后，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使司务长吃惊的事也是经历过的，扯得更远啦，打住。
暗夜中之猫叫，是关于猫的最早记忆，真正认识一只猫，并对这只猫有了深刻了解，则是很晚——大概是一九六四年的事情吧。因为那时村里住进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一个队员来我家吃“派饭”时，那只猫突然来了，所以至今难忘。
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权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是无权的，大概怕这些坏蛋们在饭菜里放上毒药，毒杀革命同志吧。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那些被取消了“派饭”资格的中农户，可就惶惶不安起来，也有提着酒夜间去村里管事人家求情，争取“派饭”资格的。——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之后。自四清工作队之后，各种名目的工作队一拨一拨进村来，有“学大寨工作队”，“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七三年那支“学大寨工作队”。那支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县茂腔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斤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戏的就是了。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与其说他们下来搞革命，毋宁说他们下来糟践老百姓。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敬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面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的就无须说了。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着就不是玩。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肉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净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搐着脸，咕咕哝哝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来一条大黄鳝，可惜是死的，掐掐肉还硬，闻闻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祖母见到这条大黄鳝，十分高兴。我说臭了，祖母触到鼻下闻闻，说不臭，是你小孩嘴臭。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
我闻着扑鼻的香气，贪婪地吸着那香气，往胃里吸。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到香味像黏稠的液体，吸到胃里也能解馋的，香味也是物质，当时读中学的二哥说，香味是物质，鱼香味是鱼分子，鸡肉香味是鸡分子，我恍然认为分子者就是一些小米粒状的东西，那么嗅着鱼香味我就等于吃了鱼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鱼肉；嗅着鸡肉香味也就等于吃了鸡肉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鸡肉。我拼命嗅着，脑里竟有怪相：那鱼那鸡被吸成一条小米粒大小的分子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我的肚子。遗憾的是祖母在盛鱼的盘和盛鸡的碗上又扣上了碗和盘。我的肚子辘辘响，馋得无法形容。我有些恨祖母盖住了鸡、鱼，挫了我的阴谋。但马上也就原谅了她：要是鸡和鱼都变成分子流进了我的胃，让陈同志吃屁去？在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我经常白日做梦，幻想着有朝一日放开肚皮吃一顿肥猪肉！这幻想早就实现了，早就实现了。再发牢骚，就有些忘本的味道啦。
陈同志终于来了，由姐姐领着。
陈同志要来之前，祖母和母亲恨不得“掐破耳朵”叮嘱我：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我从小就有随便说话的毛病，给家里闯过不少祸，也挨过不少打骂，但这毛病至今也没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话貌似真理，实则不正确，这边一块肥猪肉，那边一泡臭屎，我相信没有一匹狗不吃肉去吃屎，即便那屎也是吃过肉的人拉的，到底也是被那人的肠胃吸取了精华的渣滓，绝无比肉味更好、营养更丰富的道理，何况那都是吃地瓜与萝卜的人拉的屎呢。
陈同志进了院，全家人都垂手肃立，屁都憋在肚子里不放，祖母张罗着，让陈同志炕上坐。陈同志未上炕，母亲就把鸡、鱼、饼端上去，香味弥散，我知道那鱼盘和鸡碗上的碗和盘已被母亲揭开。
陈同志惊讶地说：“你们家生活水平这样高？”
站在院里的父亲一听到这句话，脸都吓黄了，两只大手也哆嗦起来。
我是后来才悟出了父亲骇怕的原因的。父亲早年念过私塾，是村里的识字人，高级合作社时就当会计，后来“人民公社化”了，虽然上边觉得让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当生产大队的会计掌握着贫下中农的财权不太合适，但找不到识字的贫下中农，也只好还让父亲干，对此父亲是受宠若惊的，白天跟社员一块在田里死干，夜里回来算账，几十年如一日，感激贫下中农的信任都感激不过来，怎敢生贪污的念头？但“四清”开始，父亲当了十几年会计，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可疑对象——这也是祖母倾家招待陈同志的原因。
所以陈同志那句可能是随便说的话把父亲吓坏了。全村贫下中农都吃烂地瓜干子，你家里却吃鸡吃鱼吃白面，不是“四不清”干部又是什么？你请她吃鱼吃鸡吃白面，是拉拢腐蚀工作队！这还得了！
父亲吓得不会动了。
母亲和我们都是不准随便说话的。
祖母真是英雄，她说：“陈同志，您别见笑，庄户人家，拿不出什么好吃的。看你这姑娘，细皮嫩肉的，那小肚，肠子也和俺庄户人不一样，让你吃那些东西，把你的肚和肠就磨毁了。所以呀，大娘要把那只鸡杀了，他媳妇还舍不得，我说，‘陈同志千里万里跑到咱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不容易，要是咱家去请，只怕用八人大轿也抬不来！’他们都听话，就把鸡杀了。这鱼是你大爷和小狗娃子去河里抓的，冻得娃子鼻涕一把泪一把。我说，‘为你陈大姑姑挨点冻是你的福气，像地主家的富农家的娃子，想挨冻还捞不着呢！’这面年头多了点，生了虫，不过姑娘你只管吃，面里的虫是‘肉芽’，香着呢！快脱鞋上炕，他大姑，陈同志！”我们只能听到祖母的说话声，看不到陈同志的表情。
祖母说完了话，就听到陈同志说：“大家一起吃吧！”
祖母说：“他们都吃饱了的，姑娘，大娘陪着你吃。”
我站在院子里，痛恨祖母的撒谎，心中暗想：你们大人天天教育我不要撒谎，可你们照样撒谎。这世界不成样子。
陈同志走出来，请我们一起去吃，父亲和母亲他们都说吃过了，很高兴地撒着谎，我却死死在盯着陈同志的眼，希望她能理解我。
她果然理解我啦。她说：“小弟弟，你来吃。”
我往前走了两步，便感到背若芒刺，停步回头，果然发现了父亲母亲尖利的目光。
陈同志有些不高兴起来，这时祖母出来，说：“狗娃子，来吧！”
母亲抢上前几步，蹲在我面前，拍拍我身上的土，掀起她的衣襟揩揩我的鼻涕，小声对我说：“少吃！”
我知道这顿饭好吃难消化，但也不顾后果，跟随着陈姑娘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