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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容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