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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比年已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而以劳费为名。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廓庑，不得全无。又云不损国财，不伤百姓，以此事主，可谓尽忠？臣今思惟，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当今有事，边境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况无官助，义无得成，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救之！
则天乃罢其役。是岁九月，病卒，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长子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乃荐光嗣。拜地官员外郎，莅事称职，则天喜而言曰：“祁奚内举，果得其人。”开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坐赃贬歙州别驾卒。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初，中宗自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为《梁公别传》，备载其辞。中宗返正，追赠司空；睿宗追封梁国公。仁杰族曾孙兼谟。
兼谟，登进士第。祖郊、父迈，仕官皆微。兼谟元和末解褐襄阳推官，试校书郎，言行刚正，使府知名。宪宗召为左拾遗，累上书言事，历尚书郎。长庆、太和中，历郑州刺史，以治行称，入为给事中。开成初，度支左藏库妄破渍污缣帛等赃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谟封还敕书，文宗召而谕之曰：“嘉卿举职，然朕已赦其长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敕为艰。”迁御史中丞。谢日，文宗顾谓之曰：“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兼谟谢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弹奏。”会江西观察使吴士矩违额加给军士，破官钱数十万计。兼谟奏曰：“观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诏条，临戎赏军，州有定数。而士矩与夺由己，盈缩自专，不唯贻弊一方，必致诸军援例。请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贬蔡州别驾。兼谟寻转兵部侍郎。明年，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充河东节度使。会昌中，累历方镇，卒。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孙也。其先自琅邪南度，居于丹阳，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关，始家咸阳焉。祖軿，隋卫尉丞。伯父弘让，有美名，贞观中为中书舍人。父弘直，为汉王元昌友，畋猎无度，乃上书切谏，其略曰：“夫宗子维城之托者，所以固邦家之业也。大王功无任城战克之效，行无河间乐善之誉，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当思答极施之洪慈，保无疆之永祚。其为计者，在乎修德，冠屦《诗》《礼》，畋猎史传。览古人成败之所由，鉴既往存亡之异迹，覆前戒后，居安虑危。奈何列骑齐驱，交横垄亩，野有游客，巷无居人。贻众庶之忧，逞一情之乐，从禽不息，实用寒心。”元昌览书而遽止。渐见疏斥，转荆王友。龙朔中卒。
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又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方庆乃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令赐卿杂采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石泉县男。万岁登封元年，转并州长史，封琅邪县男。未行，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月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例有军乐，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方庆奏曰：“臣按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时持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理据。’当时从讷所议。军乐是军容，与常不等，臣谓振作于事无嫌。”则天从之。则天尝幸万安山玉泉寺，以山迳危悬，欲御腰舆而上。方庆谏曰：“昔汉元帝尝祭庙，出便门，御楼船，光禄勋张猛奏曰：‘乘船危，就桥安。’元帝乃从桥，即前代旧事。今山径危险，石路曲狭，上瞻骇目，下视寒心，比于楼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践此畏涂？伏望停舆驻跸。”则天纳其言而止。是岁，改封石泉子。
时有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其略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也。臣谨按《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参求，既无其礼，不可习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方庆又奏议，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谨按《谷梁传》云：‘闰者，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乎？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议唯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炀帝命学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旧礼，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所以其文乃阙。各有缘由，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则天又令春官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谞所奏议，以定得失。时成均博士吴扬善、太学博士郭山恽等奏：“按《周礼》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秦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望依方庆议。”有制从之。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方庆又举：“令杖‘期丧、大功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断。”从之。方庆渐以老疾，乞从闲逸，乃授麟台监修国史。及中宗立为东宫，方庆兼检校太子左庶子。
圣历二年一日，则天欲季冬讲武，有司稽缓，延入孟春。方庆上疏曰：“谨按《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以习射御，角校才力，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兵者，甲胄干戈之总名。兵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举金以害盛德，逆生气。‘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阴新休，少阳尚微，而行冬令以导水气，故水潦至而败生物也。雪霜大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