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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道路很不好走。”阿里森很不耐烦地说。今天早晨已经有六个病人说过类似的话了。阿里森是个开朗的姑娘，但今天早晨她觉得很烦躁。“噢，对不起，”斯达特先生谦恭地说，“路很滑是吗？”
“当然，”阿里森说，态度缓和了一点儿。“如果今天不开我丈夫的汽车，我永远赶不到。”
斯达特先生按了一下按钮，让他的床升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早餐，使床升降的电动马达很小，但声音很响，电视机声也很响——斯达特先生有点儿聋，而且正如他告诉他妻子的那样，另一帐床上的家伙永远不会抱怨声音太响，也不会要求看看别的频道有什么节目，池认为这玩笑很不得体，但当你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和一个植物人同住一间屋时，你要么学会一点儿黑色幽默，要么发疯。
阿里森给斯达特先生摆好盘子，在马达和电视声中提高嗓门说：“在山坡路上有许多汽车翻了。”
另一张床上的约翰·史密斯轻声说：“全部压十九，快点，我的女朋友病了。”
“瞧，这凝乳不错，”斯达特先生说。
“你听到什么了吗？”阿里森说，怀疑地环顾四周。
斯达特先生松开床边上按钮，电动马达的声音消失了。电视上，艾默·福德正冲巴戈斯·邦尼射击，但没射中。
“除了电视声，什么也没有，”斯达特先生说，“你听到什么了？”
“我猜没什么。一定是风吹窗户声。”她感到她的头越来越疼——要做的工作大多，又没有人来帮她——她使劲揉揉太阳穴，好像要在头疼扎根之前把它赶走。
向外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另一张床上的人。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儿不同？好像挪了挪地方？肯定不是。
阿里森走出房间，来到走廊，推着早餐车继续向前走。这是一个可怕的早晨，一切都乱了套，到中午时，她的头疼得咚咚直响。她情有可原地忘记了那天早晨在619房间听到的一切。
但随后几天，她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注意史密斯，到三月时，阿里森几乎确信他伸直了一点儿——改变了一点儿医生所谓的胎儿姿势，改变不是很大，只是一点儿。她想跟谁谈谈这事，但最后没这么做。她毕竟只是一个帮厨女工而已。
这不关她的事。
他猜这是一个梦。
他在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像一个走廊。天花板高得看不见，消失在阴影中。墙是黑色的钢板，向上伸展着，他独自一个人，但远处飘来一个声音。这声音他很熟悉，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对他说过。它呻吟着，在黑色钢墙之间回荡，像他童年时的那只鸟。那鸟飞进他父亲的工具棚，不知道怎么飞出去。它慌了，四处乱飞，吱吱喳喳绝望地叫着，使劲撞墙，一·直撞到死，这个声音和那只乌的吱喳声一样，有一种注定要完蛋的调子。它永远逃不出这个地方。
“你对你的生活做个计划，然后尽力而为。”这幽灵般的声音呻吟道，“你只想尽力而为，可那孩子回到家，头发长得到屁股眼了，说美国总统是一头猪，一头猪！妈的，我不知道……”
注意，他想要说。他想要警告那个声音，他却保持沉默。注意什么？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虽然他隐隐约约觉得他曾经是一个教师或牧师。
“天。天哪！”远处的声音尖叫道，这是一种迷茫。大难临头的声音。“天……”
接着是一片沉默。回音消失了。然后，它又慢慢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有多久，在这个地方，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他开始摸索着向前走，喊叫着（也许仅仅在他大脑中），可能希望和说话的那人一起走出去，也许只是找些安慰和听到回答。
但是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直到变成回音的回音，然后完全消失了。他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在这阴暗的走廊中走着。他渐渐明白，这不是幻觉、海市蜃楼或一场梦——至少不是，通常的那种梦，他似乎走到了中间地带，处在阴阳世界之间。但他是在走向哪一个世界呢？
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又回来了。它们像幽灵一样落到他前后左右，直到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起来，他几乎可以看到它们。全是炼狱的低语声。一个轮子在黑暗中转啊转，是个命运轮，红和黑，生命和死亡，转得慢了下来，他赌什么？他记不住也不可能记住，因为赌注就是他的生存，进来还是出去？必须做出选择。他的女朋友病了，他必须送她回家。
过了一会儿，走廊似乎亮了一点儿。起初他以为这是想象、是梦中之梦，但过了不知多久，这亮光大明显了，不可能是一种幻觉。走廊的体验越来越不像梦。他几乎能看到墙了，那种单调的黑色变成了一种暗灰色，三月里一个温暖多云的黄昏的颜色。他似乎根本不是在一条走廊中，而是在一间屋子中——层薄膜像胎盘似地里着他，他像个即将出生的婴儿。现在他听了别的声音，不是那种回音，而是低沉的声音，就像无名的诸神用不灵便的舌头发出的一样。慢慢地，这些声音越来越清晰，直到他几乎能分辨出他们在说什么。
他开始时不时地睁开眼（或认为他在这么做），他真的能看到说话的人了：明亮的。幽灵般的身影起初没有脸，有时在屋里移动，有时俯身看他。他没有想到跟他们说话，至少开始没有。他以为这是死后的世界，这些明亮的身影是天使的身影。
脸像声音一样，开始越来越清晰。他曾经看到他的母亲，俯身慢慢对着他的脸大声说着什么毫无意义的话。还有一次是他父亲，还有学校的戴维·皮尔森，还有一个他逐渐认识的护士，他相信她的名字是玛丽或玛丽亚。面孔，声音越来越近，挤在一起。
别的一些感觉不知不觉产生了：他觉得他变了。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不信任它。他似乎觉得不管这变化是什么，都不是好事，它意味着悲哀和不幸。他带着一切进入黑暗，现在，一无所有地走出黑暗——只剩下一些极度的陌生感。
梦正在结束。不管以前如何，梦正在结束。现在房间非常真实，非常近。声音，面孔
他在走进房间。突然他想转身逃走——永远回到那个黑暗的走廊，黑暗的走廊不好，但总比这种悲哀和大难临头的感觉好。
他转身向后看去，是的，它就在那里，房屋的墙壁在那里变成黑的钢，一帐椅子旁有个角落，进进出出的人都没注意到它，那里有个入口，他猜那是通往永恒的。另一个声音就是去的那里，那声音是——
出租汽车司机的声音。
是的，现在他想起来了。坐着出租车，司机在抱怨他儿子的长发，抱怨他儿子认为尼克松是一头猪。然后是山坡上并排的车头灯，白线两边各一对碰撞。不疼，但知道他的大腿猛撞在出租车计程器上，脱了臼。有一种冰凉潮湿的感觉，然后是黑暗的走廊，接着就是现在这情景。
选择吧，内心深处在低语，选择吧，否则他们会为你选择的，他们会把你撕扯出来，就像医生用剖腹的方法从母亲的子宫取出婴儿一样。
这时莎拉的脸浮现在他面前——她一定在什么地方，虽然她从没俯身看过他。她一定在什么地方，担惊受怕。现在她几乎已经是他的了，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要向她求婚。
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出现了，这次比以往更强烈，并且和莎拉交织在一起。但是，对她的渴望更强烈，于是他做出决定，他转过身不理那个黑暗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时，那地方已经消失了；椅子边除了光滑的白色墙壁，什么也没有。不久，他逐渐明白这房于是什么地方——毫无疑问，它是一间病房。黑暗的走廊淡化成一个梦幻似的回忆，从没被彻底忘掉过。但更重要，更直接的事实是，他是约翰·史密斯，他的女朋友叫莎拉，布莱克奈尔，他遇上了一次可怕的车祸。他猜自己能活下来一定是很幸运的，他只希望他的所有器官还在，还能正常运转，他可能是在克利维斯·米尔斯社区医院，但他猜更可能是在东缅因医疗中心，他猜他在这里已经往了一段时间一他可能昏迷了一周或十天。该出院了。
该出院了，这是约翰尼睁开眼睛时的第一个念头。
这是1975年5月n7日。斯达特先生早已出院回家了，医生命令他每天走两英里路，少吃含胆固醇的食品，屋子另一头是一个身患癌症的老人，注射了吗啡后正在睡觉，除此之外，屋里空荡荡的。这是下午三点十五分。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绿布。
“我在这儿。”约翰·史密斯声音沙哑地说。有气无力的声音让他自己吃了一惊，屋里没有日历，他无从知道自己昏迷了四年半。四十分钟后，护士进来了。她走到另一张床的老人那儿，给他换了一瓶吊针，走进浴室，拿着一个蓝色塑料水罐出来。她给老人的花浇了水。在他的桌子和窗台上，有半打多束花和二十多帐慰问卡。约翰尼看着她做这些日常工作，并不急于再次试试他的声音。
她把水罐放回去，来到约翰尼的床边。她要翻一下我的枕头，他想。他们的眼睛短暂地对视了一下，但她的眼神没有任何变化。她不知道我醒了，我的眼睛以前也睁开过。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她一只手放到他的脖子后面。手很凉，很舒服。约翰尼知道她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去年六月四日一只眼睛差点儿失明。一次爆竹事故。男孩的名字叫马克。
她抬起他的头，把他的枕头翻过来，又把他放平。她扯扯臀部的尼龙制服，转身要走，然后又很困惑地转过身。也许是意识到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新东西，某种以前没有的东西。
她若有所思地瞥了他一眼，又转身要走，他说话了：“你好，玛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