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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作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
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我逐渐忘却了我是为了这场争论而开设的英语班，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学生，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感情。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同军宣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然而，那毕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孙泽福的这种态度可能在他们8341军宣队内部引起了争论。从9月中旬左右，我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却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题目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我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我是教改组的副组长，我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多少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猜测孙泽福是有意把这份报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却出去了，被我“偶然”见到。从后来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离外国语学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东的一连串对他不公平的处理看，也许当时孙泽福并不真正反对我们的意见。而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