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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时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总理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会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骜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971年陈老总处于逆境，肠癌手术后住301医院治疗。当时的301为林彪集团控制，医护人员对陈老总态度极坏。冠华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301。此时已是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与周总理机场会谈决定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冠华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从而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时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会议中途，消息传来，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抄录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拿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历来在情绪激动时也喜欢作几句诗。于是他当即仿唐人卢纶诗句略改数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1973年郭沫若。”
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301看望陈毅同志。他兴奋地对陈老总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有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 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301’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黄浦江畔的追思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仅阴雨而且刮风。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订做这个骨灰盒时，大理石厂的领导得知是为冠华做的，破例为他特殊加工赶制。工人们听说后自愿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车间主任说：“你不必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乔部长，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最后付款时，工厂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钱，厂长说：“这一点金箔是我们大理石厂全体工人对乔冠华同志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为国增光，人民会记住他的。”当时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几年来，这样动人的事一再涌现在我所到之处。感触之余，我更理解冠华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似乎一切都已结束。所有的矛盾随着冠华的化为缕缕青烟似乎也画上了休止号。当我一周后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时，除了陪伴冠华到最后的司机张凤午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当老张对此表示愤慨时，我不过凄清地一笑，我说：“大概这就是世态炎凉吧！”
我当时离开北京是因为心力交瘁，也因为这院子引起的种种怀念使我神经几近崩溃。我去上海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也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我要回到黄浦江畔去追思那过去的岁月，寻找我后半生的起点。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阴又冷。我无数次在蒙蒙细雨中、凄苦的寒风中徘徊在外滩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我和冠华共同生活的短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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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识相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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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