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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
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嘛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呕气的事就算了。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心的感应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