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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非我不可。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相爱何难
理智与情感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地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茶花女》，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误会而恨她从而断绝恋情，去获取事业的成就之间选择了后者。为此，她毅然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认为这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