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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恶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毛主席的佳句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
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４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
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９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６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