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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激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他去天安门。我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冠华和我走上了纪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我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
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我真想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冠华的气魄。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总理事情的人竟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冠华头上。80年代初，黄镇同志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冠华置于死地时，又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
冠华为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天，他护送总理去八宝山火化，晚上又护送总理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整天没有见到冠华。傍晚，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像。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冠华已劳累一周，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各国的使节在向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作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冠华出来主持会议。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我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联想到1957年，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前冠华对我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我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在外交部展开，等待着冠华的将是怎样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不祥预兆。冠华是个从不设防的人，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阴谋与陷阱，最后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当我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切荣辱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永远留下的是无情的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审视着每一个曾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过。我相信周总理和冠华此时都在天堂，他们都已超脱了人间的烦恼，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促膝长谈了。
灾难的前夜
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渡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总形势恰恰背道而驰，但我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右”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