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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罗斯作家，对时代精神敏感，现察力强。但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写作，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达尔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回答说，“才把谱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干吗！稿子在桌子上养神哪。你到底听不听？”
他把小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篇。
“你总归会在什么地方，把什么背错了，”我怀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喊道。“不会超过十个错误！要是你输了，明天就到梁赞去，在破烂市上给我买一个老式的晴雨表来。我在那儿看好了一个。在那个老太婆的摊子上——你记得吗？——下雨她就顶个灯罩。我马上把稿子拿来。”
他拿来了原稿，把小说又背诵了一次。我看着原稿。仅仅在几个地方弄错了，而且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算不算赢，但这已经和本题没有直接关系了。
总之，我买了晴雨表，使盖达尔高兴万分。我们决定按照这个铜质的笨重器皿，来安排我们的钓鱼生活，但立刻就上了当，晴雨表上指着“大旱”的时候，而事实上却下了三天倾盆大雨，两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那个时期真是妙不可言：无尽无休的胡闹啦，“抽签”啦，文学上的争论啦，在湖上和旧河床上垂钓啦。所有这些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象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
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象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銹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丁砰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临海的露台。风暴咆哮的时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这扇窗子旁边来，怕淋湿了。狗总蹿在这堆椅子上，从上面望着在桌旁写作的费定。这群狗低声嗥着，想到他这有灯光的暖和的房间里来。
起初，费定抱怨说这群狗简直使他发抖。只要他的眼睛离开稿子，看着窗外开始思索时，便立刻看到几十只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甚至有几分不自在，好象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却在白纸上画黑道，干着一种分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成到歉疚。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费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习惯了，不再理睬这群野狗了。
大多数作家在清晨写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绝少数在夜里。
费定能在任何时刻写作。仅仅是偶尔歇歇乏才停下一会儿。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啸声中写作。这种听惯了的喧嚣声非但不妨碍他，甚至有助于他的文思。相反，寂静倒使他烦乱。
有一次，在深夜里，费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说：“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们到露台上去听听。”
一片深沉的、好象非常静穆的沉寂笼罩着海岸。我们默不作声，想要在黑暗中听到哪怕一声微弱的浪花拍溅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耳膜嗡嗡地响着，这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在高空，在那弥漫苍穹的黑暗中，撒着几点朦胧的星光。我们习惯了这大海的喧声，甚至为这种静寂所窒息了。费定在那一夜里没有写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工作。我以为这种生活的朴素与简陋使他想起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在窗台上，在洋油灯旁，在墨水都上了冻的房间里，一句话，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我无意中观察了费定，才发现他只有在把下一章严格地考虑过、调理过、用沉思和回忆充实过之后，直到个别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时候，方才下笔。
费定在动笔之前，全神贯注地从各个角度来审查这部未来的作品，他只写他深思熟虑过的、轮廓分明的、同时和整体有完整的关系的东西。
费定的明豁而坚定的智慧和严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构思和表现的模棱两可。按照他的意见，散文应该写得确切无瑕，锤炼到金刚石的硬度。
福楼拜在文字的惨淡经营中度过了一生。他不能够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时候，对他说来，修改稿子并不是使散文完美无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鉴别的能力，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而且显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没有生气，或者如果戈理所说的，“描写呀，描写呀，变成个描写迷了”。
费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时应该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评精神从不疲倦，但也没有让作家灰心。
在福楼拜身上高度地表现了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作家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亲身极其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楼拜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临终之际，他自己也感觉到中毒的种种征候，因而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写得那样慢，他自己绝望地说：“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卢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克鲁阿斯。他书房的窗户便临着塞纳河。
在福楼拜的有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福楼拜在夜里写作。到晨光熹微的时候灯才熄灭。
灯光是通宵达旦的，好象灯塔。真的，在暗夜里，福楼拜的窗户成了塞纳河上渔夫们的灯塔，甚至从哈佛尔往卢昂溯游而上的海轮的船长们也把它当作灯塔。船长们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
他们偶尔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的睡衣。这人常常走到窗边，前额贴在窗上，望着塞纳河。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样子。但那些弄潮儿却未必知道窗子里站着的是一位法国的伟大的作家。他为争取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的完美，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