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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金蔷薇》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二 安徒生
我没有多少把握评说《金蔷薇》的艺术气质体现在对哪些作家的劳动故事的讲述上，书里面的作家名字太多，就跟信手拈来又贴切绚烂的意象一样不可胜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金蔷薇》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此类文字中，有着一个最经常出现的名字，他是艺术的童话最为恰切的化身——安徒生。
熟悉《金蔷薇》的读者大概没有谁会不喜欢其中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巴乌斯托夫斯基意欲说明想象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这篇文章，他谨慎地自述为“安徒生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篇小说，它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前边部分是爱徒生眼中的日常生活情景，让我们看到在童话诗人的视线中和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平民们是怎样在简单质朴地表达着底层的欢欣和生趣——在烤羊肉和大蒜气味中衣着马马虎虎的年轻女人们大声吵闹甚至互相揪着头发动武，“魔术师”安徒生先生怀着欣赏着迷于她们散乱的辫子、发红的脸庞、放光的眼神和两颊上小钻石般的泪珠；茶房的小动作遭到卖虾女人响亮的耳光后，站在运河桥上专注地往浮在桥桩边的蛋壳里吐唾沫，直到吐中目标蛋壳沉下……这些逗乐的小事情是安徒生开心的旅行中天真而富丽的元素。对安徒生来说，旅行本身才更是出人意料的永远有新奇出现的魔术。于是在驶向维罗纳的驿车上，安徒生遇到了一位很有涵养的贵妇人叶琳娜·瑰乔莉和一位自以为了不起道貌岸然的神父。对话即人的古典用法在他们以及后来上车的几位乡村姑娘身上毫发毕现，在没有灯烛的夜行驿车内，现实和想象没有界限，爱意悄然弥漫，美梦柔媚地宣叙，不好看的安徒生在黑暗中没有了自卑，他是一个逸兴湍飞的预言家和备受敬爱的喜悦使者。而一旦置身于富丽堂皇的维罗纳和美丽窈窕的叶琳娜·瑰乔莉面前，安徒生被这份爱的燃烧即将来临的绚烂弄得不知所措，但是他选择了实际生活中的声音的低沉和行为的拘谨——他选择了童话，而忍痛割舍了可能“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喜悦，眼泪和欢笑，以至他会无力忍受它的一切变幻和意外”的爱情生活。
“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与他生活的悲哀构成的矛盾中，安徒生只要幸福的想象，在为人们的幸福的想象创造中，安妥自己心灵的幸福，决不去为悲哀而想象；生活实际的悲哀在情爱的相思怀念中已经置换为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正是给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实际生活的美好幸福所创生的向爱而安的梦，它给童真以美好的憧憬和心理暗示，它让丑恶和装模作样丢人现眼无地自容。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蔷薇》，也包括《面向秋野》，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
无论我们的人文想象怎样被技术性的时代吞噬，安徒生精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归魅要求的理想。
三 默默
1950年代末，《金蔷薇》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跟“解冻”形成对比的，是神州大地的霜降。风雪在中国文学曾经一度百花盛开的园地席卷而来，那是浩劫即将到来的前夕。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性质的相同和特殊的国际友好的惯性决定，苏联文学成了唯一可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者可以仰望的一角文学星空。这种文学资源随着时势的变冷逐渐成为半公开甚至地下阅读形式而绵延不绝。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等长篇小说，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篇小说，叶赛宁、勃洛克、西蒙诺夫等人的抒情短诗，普里什文、蒲宁的散文等等，大都以“内部发行”的出版形式或者互相传抄的播布方式，激荡着残酷多难时代中国的文学读者同样敏感多愁的心灵。而《金蔷薇》就是讲述包括这一类作家在内的佳作的奥秘和魅力的书。它那种精神充饥和审美解渴的接受效果可想而知。
我所见到的印象最深的关于《金蔷薇》的导读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署名为默默。“默默”在那前后还有一篇关于“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主人公保尔的初恋女友）的随笔也曾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若不是在书店邂逅了一本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作为书名的集子，我还不会知道那个在
《读书》上佳作连连的“默默”，就是哲学家刘小枫。
显然，那个时候，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正在震荡着文化哲学、文学与史学界，那是他才情与思想最具活力的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于他后来走向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的更多成就而言，“默默”时期的刘小枫更让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感到可亲可近。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默默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仍能惹下我的眼泪。文章中记述往事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意味：70年代初，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这个形象令人想到库普林的《阿列霞》等许多俄罗斯或苏联小说里描绘过的青年的面庞，这种落寞苦楚的“脸色惨白”的面影也曾经在王蒙早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出现过），把当时已被判为“封、资、修”性质的“黄色书籍”《金蔷薇》递到他手上。默默说，《金蔷薇》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迹”。
默默先生将《金蔷薇》作了放大引申，集中在了“苦难”的意义和对“十字架受难的灵魂”的崇敬问题的抒情上面。是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及俄罗斯大地的优秀作家们的笔下，孤苦、荒凉、心痛、断肠的感受相当习见，但《金蔷薇》是一本超越苦难、诉求祝福和爱感的著作。尽管哀歌式的倾述时不时透出字缝，可《金蔷薇》毕竟是关于创作的创作，是关于沙尘暴之后坚韧不动的树根，是关于冰凌之下的活水。绝不是“苦难”与“受难”自身，而是关于可以经受任何压力和阻碍但依然故我的精神的自在状态的喻示。因而，它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比如默默先生所发现的他的《轮椅》和《密室》那般色调灰暗惨白。《金蔷薇》给读者的主要是文学与生命的福祉、慰藉，启动信心与勇气。如果不是这样，也就难以赢得那么多读者面对它倾吐衷肠。所谓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那种“相信未来”的激昂，是“苦难”本身无法自生的。
温馨的爱的光亮在前方导引，想象的力量定会在现实中留下不朽的碑铭。于是，秘密地温习《金蔷薇》，就有了生命热力开花绽放的欢乐，尽管这一切仅仅被压藏在内心世界，成为一代人的隐衷。
默默在1988年认为：“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大致情形如此。但是他当时也许没有料到，现在已成中年默默们的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可低估。如果没有他们对“受难”的推崇，很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青年对苏联时期“流亡”知识分子的近乎狂热的追捧，以至于苏俄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有“流亡”作家作品这一种样子。在我接触过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习惯于把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名字频度极高地挂在嘴边，而稍加具体地研讨起来，除了《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等与反对专制背景下的人格良知主题相关的作品之外，他们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甚至仅仅在苏联文学时段内的整体状况几近无知。默默先生更不会料到的是，本以人道或人性的受难为核质的一部分苏俄文学作品，在今天的偏执性片面化的接受之中，“爱”与温慰正在被情绪化阅读所抽空，爱感被置换为“仇视”、“敌对”；而“怕”或曰敬畏，也有可能被扭曲理解为恐怖和“反恐”。本是向光取暖的希冀，却总是不乏有人喜欢作一味地朝阴溺暗的理解。仿佛只有“恨”才能产生深刻，难道“爱”是肤浅的吗？
“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默默先生在文章结尾的话用在这里同样合适。
巴乌斯托夫斯基享年76岁，1968年7月14日逝世与莫斯科，遗体安葬在塔鲁萨市他自己的别墅里。葬礼举行的那一天，市民们倾城而动，这位倍受爱戴的作家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