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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金马仑高原气候凉爽，环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暂时远离新加坡的政治温床的好去处。当时没有电传机，没有直拨电话，普通电话也不清晰，所以我动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我们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我也在景致幽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好多次球。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讲的广播稿。最后四讲只好在新加坡撰写。我一面撰写，一面给前几讲的广播稿录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个月里，我每星期广播三讲，每讲用三种语言播出，其中两种语言为马来语和华语。在日常工作中我对这两种语言的应用只限于口语水平。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劳心劳力的事。有一次，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职员从录音室的玻璃墙望进去，发觉我不在麦克风前，不禁大吃一惊。后来一名职员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为我晕倒。事实上，在进行三种语言广播录音的间隙，躺下是驱除疲劳和恢复精力的最好办法。
在这12讲里，我概述了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到我们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经过，同时概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行动党为什么发生分裂，导致目前双方为合并问题展开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们心中的猜疑，不要以为这是对共产党人和颠覆行动的诽谤。其实我很赞赏共产党人为了信仰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我在其中一讲的广播中说：
〃我们越过了鸿沟，接触到受华文教育的群众。这是一群饱含生命力和革命气息的青年。共产党过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们当中进行的，而且颇有成绩……我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后来者，想去开发同一个油田。我们被共产党看成侵占这块专有领土的人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们认识了林清祥和方水双，他们加入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我们参加竞选，这就开始了我们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职工会和文化团体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新奇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工会领袖的时候，你很快就要断定，他究竟属于哪一边，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你可以从他的谈话和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我认识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也不是投机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是共产党人，他们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险。后来，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肃清行动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捕入狱。我常常到监狱去探望他们，替他们上诉。也有许多人被遣送到中国，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应该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相信，最后我一定会被迫承认，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到那时，我一定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辩论，设法向他们证明，不管中国或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马来亚。这样，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你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得订下一些基本决策，例如确立马来亚人的身份，把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同马来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国民团结和国民效忠，并通过国语来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等等。〃
我又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联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联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产树胶和锡，使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能够运转。联邦这个腹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个经济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够生存。如果不合并，如果我们两个政府不能重新统一，如果我们两地的经济不能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慢慢地、逐渐地恶化，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原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为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加坡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势必两败俱伤。〃
在最后一讲的广播中，我再度强调以下这一点：〃在过去三个月里，要不是柔佛一带发生了旱灾和新加坡出现水荒现象，我相信共产党早就改变他们的路线……要求新加坡自行独立。自然环境似乎在警告他们，他们的举动是荒谬绝伦的。〃这一年新加坡格外干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压突然下降，许多工厂被迫暂时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三个主要的蓄水池几乎干涸了，其中实里达蓄水池池底长满象草。我们实行制水，每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水供，自来水管的水压低得可怜。我们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占领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实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这场天灾来得很巧，有助于使人民深信新马合并是解决新加坡问题的合理办法。
开灯照亮魔术舞台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这些广播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启示作用。例如当时还年轻的张业成（后来成为《海峡时报》总编辑）在回忆中说：
〃这些广播演讲是史无前例的经验之谈。它并非典型的政治演说，它包含了切身的经验。即使在它播出的时候，事情还在发生。每一讲的广播结束时，都在听众心中产生悬疑作用，他们恨不得早点听到下一讲，就像当时一般市民一听到丽的呼声以广东话播出李大傻所讲的武侠故事时莫不专心倾听一样。在讲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绝非虚构。对新加坡人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最后一讲在10月10日播出后，电台广播组主任约翰·杜克洛斯为配合我所作的12讲广播，打算举行12次广播座谈会，并邀请林清祥参加其中一次座谈。凡是我在广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李绍祖医生、盛南君医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写道：〃总理在广播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正确或有损他人名誉，都可以加以驳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尔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电台给他们同样时间进行12次的广播，他们不希望同我对质。我使他们处于守势。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这期间，有关合并的问题并非毫无进展。共和联邦国会议员协会会议刚好在新加坡举行，出席者有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和马来亚的代表。7月24日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马来西亚联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这个联邦的形式和结构需要进一步商讨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与会者同意成立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成立马来西亚的动力能够保持下去。10天后，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举行会议，宣布双方将寻求联合国的协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场的问题。吴庆瑞以新加坡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8月，我和吴庆瑞同东姑、敦拉扎克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谋求解决合并条件的问题。马来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利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负责合并细则的马来亚主要官员。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东姑讨论有关合并条件的其他细则。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时我告诉报界：〃合并已经离开发射台，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纳入太空轨道，1963年6月是预定的着陆日期。〃我应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宣布这个消息。苏联太空人加加林于1961年飞人太空的壮举，以及美国为发射载人太空船进人太空轨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着了迷。在财务方面，我解释说，根据联邦宪法，每一州都把征收关税、国内税和所得税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但是由于新加坡将控制教育、劳工、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事务，我们将获得相当比例的税款，以负起以上各方面的职责。因此，我们在联邦国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调整，〃否则我们的代表人数将超出一倍〃。
杜进才写信给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请他们就两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两个基本问题包含在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中，那就是防务、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联邦政府手里，教育和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