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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还可以买到移民证，迁居到巴勒斯坦。我请求父亲卖掉一切，清产变现，然后离开。
“我太老了，孩子，”他回答说，“太老了，无法重打鼓另开张。太老了，已很难在遥远的国度里再从头干起……”
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法西斯政党攫取了权力；摄政王尼柯罗斯？霍赛被迫要求前纳粹尼莱斯党的领袖组成新政府。
但是，我们依旧无忧无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它很抽象。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更迭。
第二天的消息令人心里发毛。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
人们终于担心起来。毛什？查姆？博克维茨是我的朋友，他从首都回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又叫除酵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全都生活在惊惶和恐惧中。大街上、火车上，到处都有反犹太活动，法西斯分子攻击犹太商店和教堂，形势非常严峻……”
消息像野火似地传遍赛加特，迅速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但没过多久，乐观情绪又占了上风。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出于战略考虑和政治考虑，他们会滞留在布达佩斯……
三天后，德国军车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悲哉！戴着钢盔和骷髅徽章的德国兵来了。
但是，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军官们被安排住在私人宅邸里，甚至住进了犹太人家中。他们对主人不即不离，温文尔雅。他们没有为难大家，没有骂人，有时还对女主人微微一笑。
卡恩的家与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一个德国军官被安排在他家。据说那个军官很有魅力，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三天后，他搬了进来，还送给卡恩太太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们高兴起来：“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来着？可你们不信。他们来了，这就是你们的德国人！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有什么臭名昭著的劣迹吗？”
德国人住进我们的镇子里，法西斯分子掌权了，公众做出了判断——赛加特的犹太人依然笑意盈盈。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五旬节犹太历的节日，大约在公历5…6月间，也叫丰收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又是一阵岑寂。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整个犹太区都被唤醒了。我们透过窗子看见，各家各户的灯次第亮了起来。
我去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唤醒这家人的家长。他长着一脸大胡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我，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学习，他的背有点儿驼。
“起来，先生，起来！你必须做好上路的准备，明天你就被驱逐了。你和你们全家，还有全体犹太人。去哪儿？别问我，别问。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天呀，快起来……”
他不明白我的话，可能以为我在发神经。
“你说什么？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疯了？”
他睡眼迷离地盯着我，满目凄惶，好像期待着我突然大笑，对他说“继续倒头大睡吧。睡觉，做梦，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过是一场玩笑”。
我的喉咙干涩，嘴唇发木，说不出话来，也无话可说。
他终于明白了。他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僵偶似的。妻子正在睡觉，他走到床边，伸手轻抚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唇边还挂着睡梦中的一丝微笑。而后他去唤醒两个孩子，他们全都从睡梦中霍然惊醒，我赶快逃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四点。父亲里里外外地忙碌，筋疲力尽，他不断安慰朋友们，与犹太管委会一起核实消息，希望突然撤消这道命令。直到最后一刻，人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妇女们在煮鸡蛋、烤肉、准备面饼、缝制背包。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