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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经过一月光景，《地狱变》屏风画成了，良秀马上送到府上，请大公鉴赏。这时候，恰巧那位方丈僧也在座，一看屏风上的图画，果然狂风烈火，漫天盖地，不觉大吃一惊。然后扮了一个苦脸，斜睨着身边的良秀，突然把膝盖一拍：“闹出大事来了！”大公听了这话时，脸上的一副苦相，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以后，至少在堀川府里，再没有人说良秀的坏话了。无论谁，凡见到过这座屏风的，即使平时最嫌恶良秀的人，也受到他严格精神的影响，深深感受到火焰地狱的大苦难。
不过，到那时候，良秀已不是此世之人了。画好屏风的第二天晚上，他在自己屋子里悬梁自尽了。失掉了独生女，可能他已无法安心地活下去了。他的尸体埋在他那所屋子的遗址上，特别是那块小小的墓碑，经过数十年风吹雨淋，已经长满了苍苔，成为不知墓主的荒冢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
楼适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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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精选集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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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一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①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①原文作日和下驮，晴天穿的木屐。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①，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①银杏髻原为日本江户时代少女发式的名称，江户末期以来，在成年妇女当中也开始流行。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读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吨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噎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譬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一九一九年四月）
文洁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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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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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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