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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越长地位越高。来剑桥参加短期交流的学生，学校会出于礼貌给件袍子穿，但长度仅仅过腰；本科生的学袍，一般是藏青色的，长不过膝；但研究生、博士生、还有老师的袍子就必然过膝，而且一个比一个长，一般是黑色的。袖子也是如此，本科生学袍的袖子是大袖口的，一般不超过肘关节。而硕士生以上的学袍，都是套袖，长度过膝，下端是缝合的，在肘部开一个口，好让手臂伸出来。底部缝合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月形的弯钩，学生们走起来的时候，钩尖对着袍身晃来晃去，很有些“衣带飘飘”的动感。除了长度和袖子之外，学袍的丝带、帽兜、扣子、辫带等细节都会因为穿着的人的学科、等级、学位的区别而不尽相同，其间包含的繁琐规矩真正让人头晕目眩。在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学子们都要穿上学袍，戴上白兔毛的帽兜，在导师的带领下，走进senate house（评议会大厦），然后每五个人一组，单膝跪在校长面前，一边聆听听不懂的拉丁语训话，一边接过盖着学院大印的毕业证书。有一日，我就在senate house前遇到了一批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他们都穿着黑袍子，带着方帽，三三两两，手携手地正赶场历史的集，一阵风吹起，衣带飘飘，这场景不由得不让人生起几分敬畏之心。
到了剑桥后我发现，“形式”这个词在这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便在餐厅吃顿正式的饭也要讲形式，穿袍子倒也罢了，每当学院的dons（老师们）入座时要“哐”的一声鸣锣，学生们必须起立迎接，等念完拉丁文的祷词（大意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用餐”之类）后方可入座就餐；老师离坐的时候还要再一次鸣锣开道，学生们也得再次起身相送。在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剑桥的三一》的文章中有一段引文也颇能反映剑桥的“形式主义”：“１９１８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扣。整条三一街道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者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到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且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长休息室把证书交给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到大门迎迓新院长。”这繁杂而肃穆的仪式，煞有介事得快赶上中国古代皇帝的登基典礼了，可令剑桥人心仪的不仅是形式，更是这形式带来的庄重意味，所以它才能延续至今。
时代在不断前进，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剑桥人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守护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剑桥人信奉着自身独特的理念：我们不在意世界如何变化，只在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we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is going on now； we just care what we like to do）。当听说牛津的河上出现了方便轻快的脚踏船的时候，剑桥人不屑地撇撇嘴：撑篙才是古老的传统，脚踏船不过是迎合现代人的俗气玩意儿。这就是典型的剑桥人的脾气：宁愿多费点儿事，那些古老的传统和优雅的风度是一定要保持的。这也多少折射出了整个大英帝国的民族性格。有人说英国人保守，典型的英国人是不易为潮流所动的，他们永远不愿意去扔掉历史的东西（从尊贵的女王到古老的学院制，从百年老店到国吃“鱼加薯条”），而是在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补和延长。
珍惜传统，是剑桥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1852年牛津学者纽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在他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提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绅士的地方。他理想中的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见识同时深谙传统之道的文化人，这一教育理想无疑对牛津、剑桥的教育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诚然，恪守传统的意义并不体现在表面，也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益，但它的价值在于可以孕育一种强大的精神，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建者亚伯拉罕。福莱克斯勒的表述来说就是“没有用知识的有用性”。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在培育一种文化传统。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包括中国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拥有其丰富的文化生活。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就决定了大学的风格，影响着学生的气质品性。剑桥的历史传统为莘莘学子们提供的其实是一种“隐藏的课程” （hidden…curriculum），试想一个基督书院的学生看到米尔顿（milton）手植的桑树，能否无动于衷？一个三一学院的学生住在牛顿的房间里，焉能没有一丝见贤思齐的激奋？而一个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听到华滋华斯描写他学院礼拜堂的“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钟声，又怎能不产生一丁点儿诗人的遐思？在剑桥，无论是去教室、图书馆还是回学院，我每天都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穿梭于几百年的建筑间，还免不了要费力地推开几扇厚重雕花的橡木大门，每每此时，心中涌动的是一种别样的情绪，那是一种内心的庄重和安宁。
剑桥大学的宗教传统更是历史悠久。在剑桥市中心最核心的位置赫然伫立的就是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周围不允许建比它更高的建筑。据说当年市政局打算将火车站建在附近的时候遭到了剑桥人的强烈反对，结果火车站就被哄到了市南郊的一隅。在整个英国南部只有剑桥的火车站是远离市中心的。剑桥的各个学院，无论大小贫富也都有自己的教堂（chapel），其中当数以有600年历史的国王学院的教堂最为著名，为了维持这个教堂的日常花销，剑桥大学每年就要花费36万英镑。我原本以为在看过法国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和意大利米兰的duomo大教堂以后，不会再有什么样的教堂会深深震撼我的心灵了。可当我第一次看到国王学院的教堂时竟然久久不能挪步，心中升腾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凌空的飞壁，向上竖起直线的墩柱，并与尖塔相配合，严格整齐的几何结构以挺拔向上之势与直冲云霄之感，集体述说着弃绝尘寰向往天国的宗教情绪，以无比智慧的秩序表达出令人震撼的力量。和大部分的同学一样，我也曾在周末去参加过几次教堂的布道活动，倒不是因为信教，只是为了感受一下那样庄重的宗教气氛，体会内心的宁静。坐在冰凉坚硬的高背雕花橡木靠椅上，仰望阳光透过绚烂的五彩玻璃花窗，形成迷离奇幻的光影；数支细弱的蜡烛在玻璃的罩子里摇曳；唱诗班的歌声空灵缓慢清朗柔和，声音沿着垂直向上的柱群升腾，回荡在高高的穹顶之间；当厚重的铜门在我们的身后关闭，就仿佛将万丈红尘也关在了门外。一次，我和女友小遥穿着黑袍子去学院参加晚祷，这个台湾女孩子，在这里读语言学硕士，会说英、德、日三国语言。我看她一脸虔诚的样子就问：你信仰什么宗教么？她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睡觉。”
剑桥人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在传统的魅力中自得其乐地生活，但是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是令人愉悦的。比如很多人对high table（高桌）制度就颇有微词。剑桥所有的学院餐厅都有所谓的“高桌”——就是院士、导师等学院高层教学或管理人员坐的。高桌设在礼坛上，比学生们坐的桌子高出了一截。桌上的院士们睥视群子，好不威风。若仅仅是几厘米高度的差别倒也没人去斤斤计较了，可高低两桌用餐的内容也大不相同，我们桌上的菜色和品种与高桌君子们享用的美味佳肴是没法比的。每一年，这“高桌”上花去的餐费都是学院一笔惊人的开支。剑桥大学的校报《varsity》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说剑桥的学生们对于“高低桌”的不平等制度已渐生反感情绪，其始作俑者是剑桥大学圣玛丽教堂的牧师（canon）；他在一次为世界上受饥饿威胁的人类祈祷的仪式中，指出“当世界上有人挣扎在饥饿边缘时，剑大的学者却踞‘高桌’吃美食。”他质问道：“培养‘高级思想’，真的需要‘高级生活’么？”这句质问激发了长期潜伏的不满情绪，引起了一波反“高桌”的浪潮，可反了一段日子，终究敌不过传统的力量，高桌依然只有让我们这些普通学子瞻仰的份儿。
珍惜传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风骨，但恪守传统如果走向极端就成了保守，成了封建，甚至是愚昧。根据史书记载，达尔文曾在剑桥求学，师从著名的地理学家西德维克（sedgwig）。当他的进化论刚出现的时候，剑桥这个重视宗教传统的学校自然难以忍受，剑桥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做了一只皮猴，挂在台下羞辱达尔文。而他所尊敬的导师也认为他诋毁圣经，大逆不道，两人不欢而散。新的理念会受到传统的抵制，新的制度也是如此。翻开厚厚的剑桥名人录，在20世纪之前，你很难寻觅到妇女的踪迹，难怪有人说剑桥的历史是大写的“他”的历史，展现的是“他”的显赫与辉煌。剑桥的妇女获得完全的学生身份就比牛津晚了整整30年，获得学位授予权竟然是全英国最晚的——因为只收男生、抵制女生是剑桥的百年传统。剑桥的20多所男子学院更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招收女院士和女学生。我听说纽纳姆学院曾因招收女生被愤怒的男生撞毁了铁门。而当1987年麦德琳学院决定招收女生时，不少“大男子主义”膨胀的男生居然在悲哀义愤中举办了葬礼以示抗议。他们身着孝服，臂缠黑纱，面色惨然，如丧考妣，抬着一口棺材在小镇游行，悼念学院正统时代的终结。这在今天看来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一幕，就真实地发生在剑桥历史上，这是死板地抱住传统不放的结果。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