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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早晨要走了，”我说。
她沉默。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口气，说：“ natalie，先前您要求我离开此地，您总是说，您会原谅我的一切，一切。……可见您认为我对不起您。我请求您冷静下来，用短短几句话概括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
“我累了。以后再谈吧，……”我的妻子说。
“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接着说。“我做过些什么错事呢？
如果说，您年轻，美丽，希望生活，我的年纪却差不多比您大一倍，您憎恨我；那么，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并没有强迫您跟我结婚啊。不过呢，也罢，如果您希望过自由的生活，想走，那么我给您自由就是。您自管走，您要爱谁就爱谁。……我甚至可以跟您办离婚手续。“
“我并不需要这些，”她说。“您知道，以前我一直爱您，老是认为我的年纪比您大。这都不算一回事。……您的过错并不是您年纪大而我年纪小，也不是我一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可以爱上别人，而在于您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内心充满憎恨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我说。
“您走吧，劳驾。您打算把我数落到明天早晨去，可是我预先声明，我很累，没有力气回答您的话了。您答应过，说要离开此地，我很感激您，此外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妻子叫我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却不容易。我感到浑身无力，害怕我那些不舒适的而且讨厌的大房间。从前我小时候，遇到我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我总是偎到母亲或者奶妈身边，把脸藏在她们衣服暖和的皱褶里，觉得好象避开疼痛了。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我也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我妻子身旁，才能摆脱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我坐下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亮光。四下里静悄悄的。
“您有什么过错？”我妻子沉默很久，然后抬起闪着泪光的红眼睛瞧着我，问道。“您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为人十分正直，公平，有原则，可是在您身上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不管您走到哪儿，您总是带去气闷和压抑，弄得人感到非常屈辱，难堪。您的思想方式是纯正的，因此您憎恨全世界。您憎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是思路不开展和愚昧的表现，同时您又憎恨缺乏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您憎恨老人，因为他们落后和保守；您也憎恨青年，因为他们具有自由思想。人民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您是宝贵的，所以您憎恨人民，因为您怀疑每个人都是贼，都是强盗。您憎恨一切人。您公平，您站在合乎法律的立足点上，所以您经常跟农民和邻居们打官司。您给人偷去二十 大袋黑麦，您由于热爱秩序而把农民们告到省长和一切长官那儿，又把当地的长官告到彼得堡去。好一个合乎法律的立足点！”我妻子说着，笑起来。“根据法律，而且为了维护道德的利益，您不给我身分证。居然有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弄得一个年轻健康而有自尊心的女人在闲散中，在痛苦中，在经常的恐惧中消磨岁月，她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所供应的膳食和住所而已。您精通法律，很正直，很公平，尊重婚姻和家庭基础，可是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您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人人都恨您，您跟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和睦。您结婚有七年了，跟您的妻子同居却连七个月也不到。您没有妻子，我也没有丈夫。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 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 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词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忽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①！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 natalie，”我说。
“好，好。…… merci。……”
我呆站了一忽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寝室的房门关紧了。
“ natalie，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忽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
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注释」
①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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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六
大＿
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风。
我们经过一个池塘，然后穿过一片小桦树林，开始顺着大路爬上我在窗子里看得见的高冈。我回过头去，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房子，可是大雪纷飞，什么也看不见。过一忽儿，前面，象在雾里一样，现出一些乌黑的农舍。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发了疯，那就都得怪这个彼斯特罗沃村，”我暗想，“它把我害苦了。”
我们走到村子的街上。那些农舍的所有屋顶都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屋顶拆毁，可见我的总管说谎。有一个男孩拉着一 辆小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另一个男孩大约三岁，脑袋象女人似的包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大手套，伸出舌头去想接住飞下来的雪，一边在笑。这时候迎面驶来一辆载干柴的大车，旁边走着一个农民，谁也看不清他的胡子原是白的呢，还是因为粘着雪而发白。他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