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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天分更是让观众惊诧不已。可是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平平，国语还可以，数学就比较差了，并且还常常不及格。音乐课上如鱼得水的邓丽君一遇到其他的学科，总觉得自不如人。她还常常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邓枢就极力安慰女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咱们歌唱得好，将来就去唱歌，说不定，还唱成个状元哩﹗”邓丽君便下定决心要从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邓丽君就读的小学位于乡下，采取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体罚学生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邓丽君当然有时会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难者。体罚的执行者是老师或者班长，而受罚者可以自由选择执行者。体罚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当这种时刻，邓丽君总是挑选班长来执行，因为他下手多少会轻一些。
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张汉权回忆道，邓丽君不仅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而且她从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别的是她的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当时张汉权常常看到赵素桂用留声机放音乐，教邓丽君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赵素桂就不时带着邓丽君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他还常与邓妈妈沟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灿灿童星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 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
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灿灿童星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