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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晤过来时我已从山手线电车下到了目白站。在这里我才好歹意识到：我把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
我的宿舍在目白，原来和她同乘一列车回来即可，再没比这简单的。我何苦故意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电车呢？酒喝多了？也可能脑袋里装自己的事装得太满了。车站的钟指在十点四十五分，恐怕赶不上公寓关门时间了。若她及时发现我的错误而换乘往回转的电车自然另当别论，但我想她不会那样做，她不是那一类型。她所属的类型是：一旦坐错车便一直坐下去。再说她本来一开始就该完全知道这点，知道自己被送错了车。我不由暗暗叫苦。
她出现在驹达站时十一点十分都已过了。见我站在阶梯旁，她停住脚，脸上浮现出不知该笑还是该恼的神情。我姑且抓住她胳膊让她坐在长椅上，自己挨她坐下。她把挎包放在膝头，双手抓着包带，脚往前伸，静静地盯住白皮鞋尖。
我向她道歉，说不知怎么搞的，竟稀里糊涂弄错了，肯定自己脑袋晕乎来着。
“真的弄错了？”她问。
“还用说！不然怎么成了这样子。”
“以为你故意的呢。”她说。
“故意？”
“所以觉得你会生气。”
“生气？”我无法理解她要表达什么。
“嗯。”
“为什么觉得我会生气？”
“不知道。”她声音小得就要消失似的，“怕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没有意思吧。”
“哪里没有意思！和你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不骗你。”
“骗人。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意思，不可能有意思，这点我自己也一清二楚。即便你真的弄错了，那也是因为实际上你内心是那么希望的。”
我喟然叹息。
“不必介意的。”她说，并摇了下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她眸子里溢出两滴泪，出声地落在大衣膝部。
我不知到底如何是好。我们一动不动地沉默良久。电车几番进站几番吐客离去。乘客的身影消失在阶梯上以后，站内重新归于寂静。
“求你，扔开我别管。”她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撩到一边，微微一笑，“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头，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电车上坐着没动。但车过东京站，一下子没了气力。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再也不想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说句什么，但话没出口。夜风哗啦啦吹散一叠晚报，一直吹到月台端头。
她又一次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拨往一边，有气无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绕行不休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内侧潮乎乎的。我毅然开口道：
“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的话因而“噗”的一声半途折断。
她默不作声，似乎在等我的下文，并且依然盯着自己的鞋尖。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站务员用扫帚归拢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由于时间晚了，电车班次已明显减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说，“不是说谎。但不仅如此。表达我虽表达不好，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只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那个交谈当中蓦然这样觉得的。而且我始终在考虑——这种地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扬起脸，定定看一会我的脸。
“不是故意让你上错车的，”我说，“大概是我想东西的关系。”
她点点头。
“明天打电话，”我说，“再去哪里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泪痕，双手插回大衣袋：“……谢谢。老是麻烦你，真对不起。”
“不该你道歉，出错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个人坐在椅上没动，点燃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箱。钟已快十二点了。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个中国人。
4
讲一下第三个中国人。
前面也已写到，他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算是我朋友的朋友，还交谈过几次。
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
那是十二月一个阴冷的午后。没有风，但空气砭人肌肤，云间不时泻下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街市上笼罩的暗幽幽的灰膜。去银行回来的路上，我走进面对青山大道的一家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翻动一本新买的小说。小说看倦了，便抬眼打量路上的车流，然后又看书。
注意到时，他已经站在了我面前，道出我的名字。
“不错吧？”
我愕然地从书上抬起眼睛，答说“不错”。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会桌上的不配套的盘子。
“坐下可以吧？”
“请。”我说。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和小巧的金色打火机，但未点火，只是放在桌子上。
“怎么样，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我不再搜寻记忆，便老实坦白，“抱歉，总是这个样子，想不起别人的面容。”
“恐怕还是想忘却过去的事吧？我是说潜在性地。”
“有可能。”我承认。真有可能。
女侍者拿来水，他要了美国咖啡，并嘱咐要弄得很淡很淡。
“胃不好，说实话医生不让我吸烟喝咖啡的。”他边摆弄那盒烟边说，显现出胃不好的人谈胃时特有的神色，“对了对了，接着刚才的话说——我出于和你同样的缘由，过去的事一件也没忘，真的没忘，也真是怪事。我也想把各种事情忘个一干二净来着。越想睡眼睛越有神，是吧？同一码事。自己也搞不清何以这样。专门记过去的事，而且记得一清二楚，我真有点担心再没余地记忆以后的人生了。伤脑筋！”
我把仍拿在手上的书扣在桌面上，喝了口咖啡。
“而且都记得那么活龙活现，当时的天气、温度，甚至气息，简直就像现在还身临其境，以至于自己也不时糊涂起来：真正的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活着呢？有时甚至觉得此时此地的事物说不定仅仅是自己的记忆。你可有这样的感觉？”
我漠然地摇了下脑袋。
“你的事也记得真真切切。从路上走隔着玻璃一眼就看出是你。打招呼打扰你了吧？”
“哪里，”我说，“可我这方面横竖想不起来，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我自己擅自找上门的，别介意。该想起的时候自然想起，是这样的。记忆这东西，机制完全因人而异，容量有异，方向性也有异，既有帮助大脑发挥作用的，也有阻碍性的，无所谓哪个好哪个坏。所以不必介意，不算什么大事。”
“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么？怎么也想不起，想不起来心里不痛快。”我说。
“名字那玩艺儿怎么都无所谓，真无所谓。”他说，
“你想起来也好，想不起来也好，怎么都好，怎么都一回事。不过，若是你对记不起我名字那么介意的话，就当我是头一次见面的人好了，反正也不影响交谈。”
咖啡上来，他并不觉得好喝似的啜了一口。我琢磨不出他话里的真正含义。
“有那么多水从桥下流过——高中英语教科书里的，可记得？”
高中？这么说，他是我高中时代认识的？
“的确是那样，近来站在桥上呆呆往下看着，就忽然想起这个英语例句来。这回是作为实感把握的：果然，时间这东西就是这样流逝的。”
他抱起胳膊，身体深深缩在椅子里，脸上现出暧昧的表情。尽管那是一种表情，但我全然郴能理解那到底意味怎样的情感。他的制作表情的遗传因子似乎边边角角磨损了许多。
“结婚了？”他这样问我。
我点头。
“小孩？”
“没有。”
“我有一个。男孩。”他说，“四岁了，上幼儿园，身体倒是好。”
孩子的事至此说完，随后我们沉默下来。我吸烟，他马上拿打火机给我点上，手势极为熟练自然。我不怎么喜欢别人为自己点烟斟酒，但对于他倒没甚介意，甚至好一会都没意识到是他给点的火。
“做什么工作？”
“小买卖。”我回答。
“买卖？”他怔怔地张大嘴，隔一会才这样说道。
“是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买卖。”我支吾过去。
他只点了几下头，再未发问。不是不想谈工作，但一来谈起来话长，二来有点累，没气力一一谈完，再说我连对方姓名都不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