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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黑暗中跑得晕头转向而不断被吸入夜幕下的森林深处的孩子。这种淡淡的悲哀如飞蛾的银粉一般在车厢昏黄的灯光中弥漫开去。我在膝头摊开两手，久久地注视着两个掌心。我的手又黑又脏，简直像吸足了好几个人的血。
我很想把手轻轻搭在身旁那个抽抽嗒嗒的小女孩肩头，但那样无疑会吓她一跳。我的手恐怕一个人都救不了，就像她无法使灰色毡帽的圆檐恢复如初一样。
从车上下来，周围已刮起了冬天的冷风。毛衣季节已经结束，厚大衣季节已经临近这座城市。
走下阶梯穿过检票口，我勉强从黄昏郊线列车的束缚中、从车厢黄色光照的诅咒中挣脱出来。不可思议的心情。仿佛体内有什么陡然脱落……我靠在检票口的一根柱子上，望了一会儿人群——裹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外壳的男女河流一般从我面前通过。我忽然心有所觉：原来穷婶母已不知何时从我背部消失了。
完全和来时一样，她悄然从我背部离去，不为任何人觉察。我不知她此后去何处合适。我孑然独立，活像沙漠正中竖立的一根并无意义的标识。我将口袋里的硬币一个不剩地投入公用电话，拨动她宿舍的号码。铃响八次，第九次她接起。
“睡觉来着。”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傍晚六点就？”
“昨晚工作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好歹处理完都快两点了。”
“抱歉，吵醒你了。”我说，“其实是想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活着，可是表达不好。”
她低声笑了起来：“活着呢。为了活下去而拼死拼活地干，结果困得要死。这样可以了？”
“不一起吃顿饭？”
“对不起，什么都懒得吃。现在只想睡觉，只想睡。”
“本来想跟你说说话的。”
电话另一头的她沉默片刻。或者只是打哈欠也有可能。
“下回吧。”她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
“下回是什么时候？”
“反正是下回。让我睡一会儿好了。睡一会儿起来，我想肯定一切顺利。明白？”
“明白了。”我说，“晚安。”
“晚安！”
电话随即挂断。我定定地看了一会手中的黄色听筒，轻轻放回。肚子好像饿得瘪瘪的，想吃东西想得不行。假如他们给我什么，我说不定会趴在地上连他们的手指都舔于净。
没问题，就舔你们好了。舔罢像被雨淋过的枕木一样大睡特睡。
我靠着候车大厅的窗口，点燃一支烟。
假如，我想，假如一万年后出现全部由穷婶母组成的社会，她们肯为我打开城门吗？城里有穷婶母们选举的穷婶母们的政府，有穷婶母们握着方向盘的穷婶母们乘坐的电车，有出自穷婶母们之手的小说，应该有。
不不，也许她们觉得无需那些劳什子，政府也罢电车也罢小说也罢……
她们可能制作若干个巨型醋瓶，甘愿进入瓶中静静地生活。从天上望下去，地表想必排列着几万几十万只之多的醋瓶，无边无际，触目皆是，景象肯定无比壮观。
是的，如果世界上还有挤得下一首诗的余地，我不妨写诗。穷婶母们的桂冠诗人。
不坏。
歌颂照在深色醋瓶上的太阳，歌颂脚前铺展的晨露晶莹的草海。
然而归根结蒂，那是公元一九八○年的事。一万年时间等起来实在过于漫长。那之前我必须度过无数个冬季。
。。
纽约煤矿的悲剧
纽约煤矿的悲剧
地底下的营救作业
或许仍在进行
也可能徒唤奈何
一个个撤离矿井
——《纽约煤矿的悲剧》
（作词、演唱：比基）
有个人十年如一日固守一个颇为奇特的习惯：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他就非去动物园不可。此人是我的朋友。
台风逼近市区，地道的男女无不“啪嗒啪嗒”上好木板套窗，确认收音机和手电筒是否管用。而一到这个时候，他便披起防雨斗篷——那是越南战争打得正紧时他搞到手的美军发放的军用品——怀揣罐装啤酒，走出门去。
运气不好，动物园四门紧闭：
天气欠佳 本日闭园
理所当然。到底有谁会在刮台风的下午跑来动物园看哪家子长颈鹿和斑马呢！
他欣然作罢，弓身坐在门前并列的松鼠石雕上，将一罐温吞吞的啤酒喝了，喝罢回家。
运气好，门仍开着。
他付钱进去，费力地吸着倏忽间湿得一塌糊涂的香烟，一只又一只仔细观看动物们。
动物们缩进兽舍，或以空漠的眼神从窗口看雨，或在强风中亢奋得上蹿下跳，或在急剧变化的气压下惶惶不安，或忿忿不平。
他总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围栏前喝一罐啤酒（因为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在大猩猩那里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几乎对台风无动于衷，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鱼的姿势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觉上就好像两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电梯。”他说。
不过，除了刮台风的下午，他却是个极为地道的人物，在一家不甚有名但感觉不错的不大的外资贸易公司工作，独自住在一座整洁小巧的公寓里，每半年换一个女朋友。至于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必须那么频繁地更换女朋友，我全然不得而知，因为她们全都像细胞分裂出来似的一副模样。
不知何故，多数人宁愿不顾实际，把他看作一个远为平庸而迟钝的人，可是他从来不以为意。他有一辆性能不坏的半旧小汽车，有巴尔扎克全集，有参加葬礼穿的正合身的黑西装黑领带黑皮鞋。
“对不起，”我每每如此开口，“又是葬礼。”
“请讲请讲。”他屡屡这样应道。
从我住处到他公寓，搭出租车约十五分钟。
进他房间一看，熨好的西装和领带已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皮鞋也已擦好，电冰箱里冻着半打进口啤酒。他便是这一类型的人。
“近来去动物园看猫来着。”他边说边打开啤酒瓶盖。
“猫？”
“嗯。两个星期前出差上北海道，去了旅馆附近一座动物园，园里有个小围栏，标牌上写着‘猫’，里面猫正在睡觉。”
“什么猫？”
“普普通通的猫。褐色条纹，短尾巴，胖得不得了。而且老是大模大样躺着睡大觉。”
“在北海道猫肯定少见。”我说。
“何至于。”
“问题首先是：为什么猫就不能进动物园？”我询问，“猫不也是动物？”
“约定俗成嘛。就是说，因为猫和狗是屡见不鲜的动物，犯不上特意花钱去看。”他说，“和人一样。”
“高见。”
喝罢半打啤酒，他把领带和带塑料罩的西装以及鞋盒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大纸袋。看样子马上就可以去哪里郊游。
“总给你添麻烦。”我说。
“别介意。”
不过，这套西装自三年前做好以来，他本人几乎没有上过身。
“谁也不死。”他说，“说来不可思议，这西装做好后竟一个人也不死。”
“规律。”
“千真万确。”他说。
千真万确，那年葬礼多得一塌糊涂。我身边，现在的朋友和往日的朋友接二连三地死去，景象宛如盛夏烈日下的玉米田。我二十八岁那年。
周围的朋友也大多这个年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年龄并不适合于死。
诗人二十一岁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
传说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过，灯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顺着笔直的六车道（即使不太情愿）朝目的地开足马力即可。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纹唱片。应酬性地参加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十八……
始料未及的杀戮尾随而至。堪称偷袭。
我们正在悠悠然的春日阳光下换衣服。不是尺寸横竖不合适，就是衬衣袖反了过来，抑或左腿插进现实性裤子而右腿落入非现实性裤子中——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
杀戮随着奇妙的枪声一同降临。
仿佛有人在形而上的山丘上架起形而上的机枪，朝我们喷射形而上的子弹。
然而归根结蒂，死只能是死。换言之，从帽子里蹿出也好，从麦田里跳出也好，兔只能是兔。
高温灶只能是高温灶。从烟囱升起的黑烟只能是从烟囱升起的黑烟。
最初跨过现实与非现实（或非现实与现实）之间横陈的那个深渊的，是当初中英语老师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三年，妻子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国娘家去了。
一月间一个过于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锋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须刀和两盒剃须膏，回家烧好洗澡水，又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喝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随后在浴缸中一刀切开手腕血管死了。
两天后他母亲发现了尸体。警察赶来拍子几张现场照片。倘若好好配上一盆花卉，简直可以用来做番茄汁广告。
自杀——警察正式发表看法。家中上着锁，何况当天买剃须刀的是死者本人。
至于他出于什么目的买根本不可能用上的剃须膏（且是两盒），则无人知晓。
可能他不能很快适应自己将在几个小时后死去这一念头。或者害怕商店售货员看出自己将要自杀亦未可知。
没有遗书没有潦草写下的字条，什么也没有，唯独酒杯和空威士忌瓶和装冰块的小桶以及两盒剃须膏留在厨房餐桌上。
肯定他在等洗澡水开的时间里，一边左一杯右一杯往喉咙里倾注加冰黑格威士忌，一边持续盯视剃须盒来着。并且说不定这样想道：
我已无须刮第二次胡须了！
二十八岁青年的死，如冬天的冷雨一样令人黯然神伤。
接踵而至的十二个月之间，四个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