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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有。我正要——没有，没有，”灰头发说，手仍然搭在眼睛上方。他清了清嗓子。
“是的。事情显然是这样，利昂娜喝得烂醉如泥，随着便他妈的号啕在哭起来，鲍勃要琼安妮跟他们一起出去上哪儿喝杯什么来安定神经。我说不清楚，你是明白的。乱成了一团。总之，后来她回家了。真是乱到家了。说实在的，我想都是因为这该死的纽约。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没准得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找一小块地方。倒不一定非得特别远，只要远得让我们能他妈的过正常生活就行。我是说她非常喜欢种点花草什么的。要是她有自己他妈的花园什么的她没准会乐得发疯。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纽约除了一群疯子之外还认识什么人？你当然不在其列。就算是正常人也迟早会给逼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灰头发没有回答。挡在手掌后面的一双眼睛闭得紧紧的。
“不管怎样，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她谈谈这件事。或者，也许明天。她仍然有些醉。我的意思是她从根本上讲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孩子，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稍稍处理得好一些，那么至少该试一试，否则岂不是他妈的太蠢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打算把这件糟透了的臭虫案子理理顺。我一直在考虑。我方才就在琢磨．李。你觉得怎样，如果我当初走进去亲自跟二世谈一谈，我本可以——”
“阿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一’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又给你重新打电话什么的是因为我担心我那混账法律事务之类的事。我不担心。我的基本意思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最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只是想，要是我不费什么心思就能把二世的事摆平，那我不这样做岂不是个大傻——”
“听着，阿瑟，”灰头发打断了对方的话，把手从他脸上移开，“我忽然觉得头疼得要命。我不知道这毛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行吗？”他又听了片刻，然后挂上电话。
姑娘马上又去跟他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他从烟灰缸捡起一根点燃的香烟——这根是姑娘的——开始往嘴边送去，可是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脱下来。姑娘想在烧着别的东西之前帮他抬起来，可是他却告诉她看在基督的分上坐着别动，于是姑娘抽回了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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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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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bull；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bull；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 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bull；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bull；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 a…des 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bull；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bull；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