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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中。他连刀叉看也不着，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但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口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 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大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大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大大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的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的，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大屋里来。大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只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
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xx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
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大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仅！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大大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