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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狂！畜生！混账！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
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你叫什么名字？”
“拉西姆。”
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作家与诗人》中讲述这件事，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态度随即改变。“请坐吧，小兄弟，”他说；“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他拉开抽屉，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递给他五里拉，说：“得了。这件事别说出去。”如此打发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为他的特点。
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没小说家坦皮纳、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也写过相关著作，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因此不曾怀念“失落的黄金时代”。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也不去挖掘历史，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局限在当下：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不过如此而已。
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其矫揉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他写过小说和诗，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开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
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家的压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仅留下空白处），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假使政治禁令及其褊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就这样，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市集日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
雪仗滑雪橇，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随时带着笔记本”。
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末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因身为《见识报》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没见识的艾丰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经常劝告读者，也常责备他们，虽然文章枯燥无味，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书信作家”而被人们怀念。
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花园、商店、船、桥、广场、电车的礼仪。由于批评苏丹、国家、警察、军队、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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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不要张着嘴巴走在街上
｛小｝｛说｝｛网｝
现在我举出几段随机取样的摘录，出自理念不一的专栏作家一百三十年来所写的几十万页文字：
我们的马拖公车，或许灵感来自法国的公共马车，但由于我们的马路状况不良，这些公车得像鹧鸪一样碎步踩过一个个石头，从贝亚泽特一路颠到依德内卡匹。（1894）
每次一下雨，城里的广场就全部淹水；我们已厌倦。无论该谁想办法解决，赶紧解决吧。（1946）
首先是房租和税不断上涨，按着，因移民之故，市内满是刮胡刀贩、“芝米”贩、填馅贻贝贩、面纸贩、拖鞋贩、刀叉贩、杂货贩、玩具贩、水贩和汽水贩，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布丁贩、甜食贩和多纳肉饼贩如今已入侵本市渡轮。（1949）
有人提议，若要美化本市，就让马车司机穿同一套服装。这主意若能实现，将是多么别致。（1897）
戒严令的一大功劳是确保“多姆小巴”在指定的站牌停车。可别忘了昔日的混乱状态。（1971）
市议会决定正确，冰镇果汁制造商禁止再使用未获市议会批准的色素或水果。（1927）
在街上看见美女时，切勿带着敌意瞧她，仿佛要杀了她似的，也不要显露出过度的渴盼，只要对她微笑，移开目光，继续走下去。（1974）
最近巴黎著名的杂志《早晨》刊登一篇文章，讨论在城里走路的适当方式，它给了我们启发，而我们也应当对那些尚待学习如何在伊斯坦布尔街上举手投足的人，清楚表明我们的感觉，告诉他们：不要张着嘴巴走在街上。（1924）
二十年前本市到处可见讨价还价、吵吵闹闹、跑警察局的现象，当时在最后的计价表装上去后，本市出租车司机开始说：“老兄，尽量给我们多点儿吧。”让本市大伤脑筋。我们希望司机和乘客都能善加利用军方安装的新出租车计价表，让市内再也见不到这种现象。（1983）
当干豆贩与口香糖贩准许孩子们买东西时付铅块而不付钱时，不仅是鼓励他们偷窃，也是鼓励他们扒走伊斯坦布尔每座喷泉的石块，切断喷泉的龙头，并把墓塔和清真寺圆顶的铅取走。（1929）
以扩音器叫卖马铃薯、番茄和罐装煤气的卡车，以及难听的叫卖声，使本市变成人间地狱。（1992）
我们曾展开清除街头流浪狗的运动。若是慢悠悠地进行——而不是快速的一两天扫荡——若把全部的狗捉起来，送到可怕的海伊斯札达岛，若驱散所有的狗群，本市将永远摆脱狗的骚扰……但目前走在街上想不听见狗吠是不可能的。（1911）
搬运工依然不公平地考验驮马的耐力，让它们驮负重载，在市中心鞭打这些可怜的动物。（1875）
只因为是穷人讨生活的工具，我们看见马拖车进占本市最出色的地区——而伊斯坦布尔却一点也不管——破坏他们无权眺望的景观。（1956）
我们等不及第一个下船或离开任何交通工具，因此没办法制止那些从甚至还没靠岸的海达巴沙渡船跳下去的人，无论我们喊多少次“第一个下船的就是驴子”。（1910）
有些报社开始为土耳其飞行基金承办彩票以扩大其发行量，于是我们注意到，开奖当天，不雅观的队伍和人群聚在报社周围。（1928）
金角湾不再是金角湾，它已成为被工厂、车间和屠宰场包围的一池脏水：来自工厂的化学物质，来自车间的焦油，船的排放物以及废水，都对湾水造成污染。（1968）
你们的城市通讯员收到不少投诉，抱怨本市的守夜人不巡逻本市的市场与邻里，倒喜欢在咖啡馆里打瞌睡消磨时间。不少城区难得听见守夜人的棍棒声。（1879）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常乘坐公共马车的顶层，横越巴黎，仅为观看同胞们在干什么。昨天我们也做相同的事，我们能够证实，伊斯坦布尔有大量居民走在街上时不在乎自己在干什么，而且老是彼此相撞，把票根、冰淇淋包装纸和玉米衣扔在地上。到处可见走在马路的行人，爬上人行道的汽车，而且——不是出于贫穷，而是出于懒惰和无知——每个市民都穿得很差。（1952）
惟有舍弃过去在街头和公共场所的举止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