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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窗外的苏丹阿密广场，审视帝国的财富、色彩与奇观，多种多样的工匠，每个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们喜欢说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之后便切断了奥斯曼的根基，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或许正因为如此，坐在现代化的窗口注视我们理应遗忘的奥斯曼先人们种种奇怪、陌生、人性的现象，是如此激动人心。
就这样，我读着杂技艺人走在两艘船的桅杆之间拉起的钢索横越金角湾，以庆祝苏丹阿麦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举行割礼，研究关于这件事的黑白插图。我还发现，我们的“父辈们”认为把平常人与靠杀人为生的人葬在同一个墓地不成体统，于是在埃于普的卡亚第巴宜里特别为刽子手设置了一处墓地。我读到奥斯曼二世时代的1621年是个寒冬，整个金角湾和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全结了冰；跟着书中的许多插图一样，我从未想过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图片反映出的画家的想像能力甚于历史事实，我对它们百看不厌。描绘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两个著名疯子的插画也很有趣。第一个疯子是男人，习惯光屁股走在街上，尽管文雅的画家把他描绘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个则是被人叫做“尤泼辣夫人”的女疯子，找到什么就穿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疯男人和疯女人每回见面便展开激烈的争斗，因此他们被禁止通过那座桥。（“那座桥”：当时没有任何桥横跨博斯普鲁斯，只在金角湾上有一座桥——加拉塔桥，1845年建造于卡拉廓伊与埃米诺努之间。到20世纪末，桥已重建三次，但原来的木桥简称为“那座桥”。）就在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一个男子背着篮子被绳子绑在树干上的图片上，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百年前有个流动面包贩把他的马和货物拴在树干后，自己在咖啡馆里玩牌，一个名叫贝伊的市政官员于是把面包贩拴在树上，对他折磨无辜的牲畜进行惩罚。
这些故事有许多出自“当代的报纸”，其真实性有多少？比方书里告诉我们，15世纪有个麦合特帕夏因试图镇压一起暴动而丢了脑袋，他的部下因看见他的断头而终止叛乱。这件事或许是真的，也或许，就像许多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把大臣的头扔来扔去以表示愤怒。但这些人可真如插图中所做的——拿帕夏的头当足球踢？我不曾多想这些问题，宁可往下读16世纪的“收税官”绮拉。据说她也是萨菲耶苏丹的“收贿官”，在另一起叛乱中惨遭碎尸万段，曾贿赂她的每个人都在门上钉了她的一小块身体部位。我略带惶恐地看着钉在一扇门上的一只手。
科丘——我稍早介绍过的四位忧伤作家之一——着墨最多的是另一个主题，其怪异可怕的细节使西方旅人也为之颤动：伊斯坦布尔施虐者与刽子手的行刑手法。埃米诺努有个地方专为所谓“吊钩”而修建。滑轮把一丝不挂的犯人吊起来，以钩子串起，绳索一松，便坠落下去。还有个近卫步兵，爱上一个教长的妻子，绑架了她，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打扮成男生，带着她在城里走。逮到他时，他们打断他的手脚，将他塞进添了破油布和火药的炮筒里，射向空中。“保证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刑法”是《百科全书》对另一种可怕刑罚的描述方式：赤条条、脸朝下的犯人被绑在十字架上，借着钻入他肩膀和臀部的蜡烛光线游街示众。我对裸身犯人的反应不无带着某种性的战栗，而把伊斯坦布尔历史看成是陈列死亡、毒刑与恐怖的黑白图画，也颇为有趣。
一开始，科丘并未考虑写一本书。1954年；《共和国》报纸四页内含“本国历史上的奇风异俗”的副刊装订成册。在这些奇人怪事、历史和百科知识的细节背后，科丘本身也有着古怪而悲惨的经历。他热爱的事业，始于十年前的1944年，贫困迫使他于1951年在第四卷的第一千页歇手，当时仍在字母b——这便是《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
七年后，科丘开始进行第二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他不无道理地、自豪地称它为“世上第一部城市百科全书”，从字母a重新开始。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担心他的伟大事业将再次半途而废，于是决定缩减为区区十五卷，并使词条更“受欢迎”。这次他更有自信，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在他的《百科全书》中进行个人喜好的探索。他于1958年出版第一卷；到1973年，已进行到第十一卷，却仍只在字母g——正如他担心的，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努力。尽管如此，这第二部《百科全书》提供的有关20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新奇缤纷的词条，是城市灵魂的最佳指南，因为本书的结构也正是这座城市的肌理。为了理解何以如此，必须对科丘本人有所认识。
科丘是那种充满“呼愁”情感的人，这些人将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塑造成一个为忧伤所苦的半完成的城市形象。“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为他的作品赋予隐藏的逻辑，确立他孤寂的航向，仅能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跟同一类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并未将“呼愁”视为重心，也没想太多。事实上，科丘并不认为他的忧伤来自他的历史、家庭或城市，而视之为与生俱来。至于伴随而来的避世，相信人生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失败，他不认为这些是伊斯坦布尔的遗产，正相反，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慰藉。
科丘1905年出生于教师和公务员家庭。他母亲是某帕夏之女，父亲长期担任记者。科丘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战争、败战和移民潮毁灭奥斯曼帝国，迫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数十年来难以摆脱的贫困。他在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经常回到这些主题，就像回到他从小看到的城里最后几场大火、消防员、街头械斗、邻里生活和酒馆。他说起儿时住过后来烧毁的博斯普鲁斯海岸边一栋“雅骊”。科丘二十岁时，他父亲在哥兹塔比租下一栋奥斯曼老别墅。年轻的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的木造楼阁过着传统生活，长时间待在此处，得以眼见他的大家庭四散分飞。如同许多这类家族，日渐贫困和家族不和迫使科丘家变卖木造楼阁，此后科丘仍待在哥兹塔比，但与家人分居，住过多处水泥公寓。或许最能明白显示科丘忧伤、保守心态的选择，莫过于决定——当时帝国已瓦解，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蒸蒸日上，朝西方看齐的伊斯坦布尔已开始排斥、遏制、揶揄并怀疑与奥斯曼时代有关的一切——在伊斯坦布尔学历史，毕业后担任他敬爱的老师、历史学家勒菲克的助理。
勒菲克生于1880年，比科丘年长二十五岁，是《奥斯曼的历代生活》系列丛书的作者。此丛书分册出版（科丘的《百科全书》也将如此），逐渐受人欢迎，终于使他成为伊斯坦布尔首位现代通俗历史学家。他不在大学授课时，便在奥斯曼档案杂乱无章的“污垢与尘埃”中（当时称做“文书宝藏”）查找编年史家的手写记录。他尽己所能地搜罗资料，而由于——就像科丘——他写得一手妙笔生花的散文（他喜爱抒情诗，业余时间写诗），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广为人们阅读，后来结集成书。融合历史与文学，将奇特丰富的档案转换成报刊上的文章，在一家家书店游逛，让历史成为易于吸收的东西，晚上与朋友们在酒馆喝酒对话，这些都是科丘承袭自导师勒菲克的爱好。可惜的是他们的关系为时不长，1933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育改革期间，勒菲克被撤除教职。据大家所知，他与反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自由协商党”意气相投，但是对奥斯曼历史与文化的强烈兴趣，更是使他断送显赫职位的原因（我的外祖父也在同一时期遭法学院撤职）。导师丢了工作，科丘亦然。
科丘忧伤地目睹导师失去国父与国家的垂青后日渐衰弱：一文不名、无人知晓且无人照料，必须一点一点地变卖藏书以支付医药费。经过五年的挣扎，勒菲克在贫困中死去。那时，他生前所著的九十本书多已绝版。（四十年后，科丘亦是如此。）
勒菲克死后，科丘在一篇悼念其导师生前目睹自己遭世人遗忘的文章中，沉溺于某种孩子似的抒情主义：“在我游手好闲的童年时代，我就像系在鱼钩上的铅块，在我们博斯普鲁斯‘雅骊’对面码头的海水中出入，好似一条鳞鱼。”他回忆初次读勒菲克，当时的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十一岁孩子，城市尚未使他像奥斯曼历史一样忧伤。但科丘的愁苦不仅滋生于浪荡不羁、贫困不堪的城市，而且来自20世纪上半叶他以同性恋身份在城市生存所作的抗争。因此他在他奔放暴力的通俗小说，甚至更大胆地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中表达他的性欲，便愈加显得不凡。实际上，科丘在这方面比同时代任何人勇敢许多。从百科全书的最初几卷，随着每新的一卷而更加强调，他从不放过任何赞扬俊美少年的机会。这儿有个阿轧，是苏莱曼大帝收容并供他读书的一个少年（“面容清新的少年，人龙一体，臂膀粗壮，有如
梧桐树干”……），还有理发师卡菲，由赞美技艺工匠的16世纪诗人艾弗里雅所提及（“以俊美驰名的小伙子”）。还有关于“卖旧货的美男子阿梅德”的词条：“他是个赤脚男生，裤管肥大，有四十处打了补丁，透过衬衫的裂口看得见他的皮肤。但从他的外表看，他是一口清泉，气宇轩昂，有如苏丹独有，卷曲的乱发，黝黑的皮肤金光闪耀，目光羞怯，谈吐风流，体格高壮修长。”尽管科丘的文风令人屏息，但跟古典诗人一样，他很注意，让他忠实的插画家在画这些想像中的赤脚英雄时谨守社会礼仪传统及法规。但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名为“近卫新兵”的一条，他夸耀“趾高气扬的痞子近卫兵”在嘴上无毛的年轻男子首次参军时如何庇护他们。在“年轻美男子”一条，他说“古典诗歌最常歌咏的美即男性之美”，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面容清新的年轻小伙子”，而后他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