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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欧文（1893～1918），英国诗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的诗歌成就主要在于深刻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怒。——译注戴维斯也除外），在两部选集中都有一种“显然令人不适”的趣味，《乔治派诗人》是虚假的简朴，《轮》则是“技巧和感情贫乏的奇怪混合”。他问，此时英国诗作是否应该严肃认真。他的文章引起的后果是：乔治派诗集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地位，默里成为“文学新潮流的代言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些令人吃惊，但是当时艾略特尚未出名。埃迪？马什的确感到受了伤害。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默里评论家的才能得到巩固时，凯瑟琳却开始朝他发泄怒火了，其无情程度与劳伦斯不相上下，她忘了他工作过度疲劳，甚至也忘了曾提醒自己不要触动那个伤疤。当他的文章在伦敦发表时，她给他寄去了那些题为《新丈夫》的怀有怨恨的诗作，下面是诗的第一节，似乎指的是自己父亲最近的那次来访，非常不公平地将默里同他相比：有人来对我说忘了吧，忘了你新婚不久谁是你的男人，竟会让你在遥远的国度病寒交迫？
谁是丈夫——谁是石头竟会让你这孩子一人孤独？
实际上共有三首诗，但这一首最深地刺痛了他。诗是随信寄来的，信中还夹着一张字条，请他保留这几首诗，因为将来她要修改“发表”。这种行为也许同她月经周期荷尔蒙失调有关，可能1918年在洛尔时也是这种情形，那时她做了一些非常相似的事情：她“漫不经心”地寄给他一些必定——的确这肯定是她唯一的意图——会深深地伤害他的东西，她深知这一点。在波琳别墅那些平静美好的日子里写的《序曲》中也有这么一段话，其中琳达？本耐尔很想寄给她丈夫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秘密的思想，她的仇恨，像她其他的思想一样真实，“她希望自己能够把它们裹在小包内，送给斯坦利——尤其是最后一个——她愿意看着他把包拆开”。
默里寄自伦敦的无可奈何、受了委屈的回信充满痛苦，他不会为自己辩护是出了名的，哪怕自己很有道理——这家伙不懂出言伤人——他把这件事弄得一塌糊涂，在他的信中用了那么多的“我”字，凯瑟琳读了以后把它们以及另一些偏重自我的词一一划了线。接着，他不顾别人的电报催促和邀请，动身去她那儿度圣诞节。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她在日记中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认为这次的经历使她的绝望情结消失了，“我是一个死去了的女人，我不再在乎”。
她生病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高烧发作时，她幻想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她的感情秘密转向柯特。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凯瑟琳几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发疯了，但是真的，发疯了，”而且还极端羡慕维吉尼亚：“在她的作品中总洋溢着自由自在，似乎她心里很平静——头上是自己的屋顶，身边是自己的财产，丈夫总在随叫随到的地方。”
既受欢迎，又不受欢迎的默里还是来了，虽然埃达声称她在默里来访的整个期间都将睡在凯瑟琳房间的沙发上，他们还是和解了，两人决定再也不分离——他们将住在伦敦，默里将去乡村找一所房子，“信天翁”必须离开——永远。1920年1月2日，默里带着一些花园里摘的无花果回伦敦去了。
结果还是只有写作才能拯救她，将她从旧日的悔恨中解脱出来。她一天之内完成了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没有脾气的男人》，将其寄给了默里。
别墅下面的大海“怒吼翻滚着”，她不能入睡，“我躺着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温旧日的生活。。”第二天，“信天翁”不再挂在她脖子上了，凯瑟琳给默里写信，完全收回了自己过去对埃达说过的一切，不再认为埃达是自己的谋杀者；仇恨消失了，“就像解除了一个诅咒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积极的东西，“近似于喜欢她”。
梦魇过去了，她想让埃达分享这种宁静，“我想最近这些可怕的日子没有埃达，我就死了”，埃达也知道，她的自尊全都恢复了，她们必须取消在乡间租房的计划，她将去芒通，到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柯妮？比切姆和富勒顿小姐那去。富勒顿小姐为她在一个昂贵的疗养院赫米塔做了安排，于是在一连串意大利人的罢工事件中，他们离开了，花了很大一笔钱坐出租车越过边界，在最后那几天的一片混乱中，乞丐来讨饭，发现房门开着，偷走了凯瑟琳的大衣；但是关于她自己逃难的情形却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地方”写的——医生、女仆、按摩师以及“身穿白衣服的瑞士护士”。为她预备好了一张大书桌，上面放着刻花墨水瓶，还有一盒香烟。她们去鲜花别墅拜访，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那么，亲爱的凯瑟琳，花园是你的——你必须每天来同我们喝茶，如果你来此工作，看见我们就喊一声，我们会马上避开。”把这些对默里描述了一番以后，她说，“我在此有人作伴，有人照顾，我感到自己真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头发”。
每星期要花5个基尼，她将写信给基先生要求透支一些，但是，《艺术与文学》①的主编弗兰克现在正向她索要短篇小说，己寄给他《没有脾气的男人》；出版商格兰特？理查甚至谈到要出她一本书，她确信自己能挣到所需的额外开支，可以偿还透支的钱，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会使银行帐目保持平衡。
①伦敦一刊物。——译注
。。
第9章战胜个人…1
小说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受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苦难必须变成爱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必须超越那个我失望的个人爱情，达到意义更为广泛的爱情，必须把我给他的情感给予整个人生。
—《日记》
1920年12月19日
如果1918年去班达尔是一个错误，那么去战后的意大利则是另一个错误。凯瑟琳“天主教的表亲”——实际上是非亲非故的富勒顿小姐——使她摆脱了那个处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使她皈依她们的信仰。她们两方面都难以成功，但是她们的关心和支持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开始勇敢地孤军奋战，借助她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发挥自己全新的既是宗教性又是创造性的才能，她的敌人是绝望——默里用到这个阴暗的字眼时她非常痛恨，而她对付绝望的上策是她对外面世界的热爱，以及创作可与之相比的完美艺术品的热情。在芒通度过的这一年内，作为恋爱中的妇女，凯瑟琳尝试写作的东西包含了她个人的命运以及另一更广泛的内容，即超越了个人作为战后艺术家的内容。也许当她独自呆在洛尔的旅馆时，就开始想到自己的死亡，至少是第一次将此想法记述下来。在那儿的一个多星期内，她写作《已婚男人的故事》，同时也感到可以“在狂热的工作中忘却忧郁”。但是，接着在那封给默里、但未寄出的信中，她描绘了独自度过的焦虑不安的夜晚，她长时间地坐着凝视地板，独自想着自己一定会死，正在走向死亡。
那个未完成的故事耗尽了她的精力，使她重新陷入绝望或疯狂状态。她回到伦敦，求助于所谓的居家治疗，《序曲》的出版并未获得预期的称赞，接着《雅典娜神庙》又使她累得筋疲力荆在别墅经过孤独、高热和怀疑的可怕危机，她才写了《没有脾气的男人》，打破了沉寂，重新获得一些生活信念。然后她通过边境，到达芒通疗养院。
1920年1月27日，她在小小的袖珍日记本上涂写了一则日记，勉强可辨认出来，似乎如下：1月27日。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女人其实并不怎么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很古怪，我喜欢我那空气流通的大房间，但工作太困难了。我内心深处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仍然思考着我的哲学——即个人的失败。
她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个人被战胜”，还是要去战胜什么？
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时考虑她的宗教困惑，她的艺术追求，她同默里、劳伦斯、她父亲以及她“天主教表亲”的各种关系。
当她写那些话时，心里肯定想到了劳伦斯，正是他在康沃尔时指责过默里和凯瑟琳对“个人”的依赖——那也是《恋爱中的妇女》的一个主题。她“表亲”劝说她来芒通，意在使她的思想转向她们的教会，她们意识到她的问题与宗教有部分关系，而她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她解决的方法不是顺从，而是创造。
默里是她丈夫，完全能支持她将艺术视作拯救自己的方式的信念，她只能对他一人谈到战争带来的“悲剧性认识”，谈到对“战后小说”的要求，她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谈到过冲出广阔无垠的大沙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默里过分热衷于“绝望”这个词，而她虽然对此深有体会，却不止一次告诉他不能使用这个词，他不能有个人色彩，必须冲出去，有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谈到“我”或“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但是她觉得对于评论家来说，“我”和“我们”是多余的，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两个词，他应该去写诗或故事。
如果要说你的时代，尽管说，但不要说“我为这一代人说话”，因为那样你的呼喊就失去了力量，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尽管呼喊，但是不要说“我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
1月29日，凯瑟琳从默里那儿收到一封“极端自私自利的信”；那天她绝望的海湾又刮起了一阵狂风。实际上很难理解这封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此信引起的对他的攻击在他看来很不公平，然而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妇女，她似乎不应该受到接踵而来的打击。
她原来以为告诉了默里赫米塔疗养院收费昂贵后，他会立即电汇10英镑，但是他没有，事实上他已把所有的钱都寄给她了，已经“掏空了腰包”，要到下次发薪时才有钱。而她并不了解情况，给他送去一封最后通牒，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