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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s〔11〕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12〕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约略同时，韦素园君的从原文直接译出的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13〕二卷二期上发表了。他多年卧在病床上还翻译这样费力的论文，实在给我不少的鼓励和感激。至于译文，有时晦涩也不下于我，但多几句，精确之处自然也更多，我现在未曾据以改定这译本，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讲演，据金田常三郎的日译本重译的，曾分载去年《奔流》〔14〕的七，八两本上。原本并无种种小题目，是译者所加，意在使读者易于省览，现在仍然袭而不改。还有一篇短序，于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和冲突，说得很简明，也节译一点在这里——
“流成现代世界人类的思想圈的对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这两个代表底思想，其间又夹杂着从这两种思想抽芽，而变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现代人类的思想生活。
“卢那卡尔斯基要表现这两种代表底观念形态，便将前者的非有产者底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斯主义，后者的非有产者底精神主义，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这于无产者的马克斯主义底国家统制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劳农俄国人民教化的高位〔15〕的卢那卡尔斯基，为拂拭在俄国的多数主义的思想底障碍石的托尔斯泰主义起见，作这一场演说，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6〕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
第四和第五两篇，都从茂森唯士的《新艺术论》译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艺术与革命》〔17〕中。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仅见后者的上半注云“一九一九年末作”，其余未详年代，但看其语气，当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艰难困苦之时。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18〕，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19〕，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但他对于俄国文艺的主张，又因为时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国的托名要存古而实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为口实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20〕杂志上发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21〕译载在《战旗》〔22〕里，今即据以重译。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斯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六篇中，有两篇半〔23〕曾在期刊上发表，其余都是新译的。
我以为最要紧的尤其是末一篇〔24〕，凡要略知新的批评者，都非细看不可。可惜译成一看，还是很艰涩，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无可如何。原译文上也颇有错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则只能承袭，因为一人之力，察不出来。但仍希望读者倘有发见时，加以指摘，给我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
至于我的译文，则因为匆忙和疏忽，加以体力不济，谬误和遗漏之处也颇多。这首先要感谢雪峰〔25〕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
※ ※ ※
〔1〕 《文艺与批评》 鲁迅编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曾发表于《春潮》月刊，《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和《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曾发表于《奔流》月刊，其它三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2〕 本篇最初印入《文艺与批评》单行本卷末，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3〕 尾濑敬止（1889—1952） 日本翻译家。十月革命后曾两次去苏联游历，著有《俄罗斯十大革命家》、《革命俄罗斯的艺术》等书，并翻译《工农俄罗斯诗集》等。
〔4〕 《研求》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作的一本哲学随笔。
〔5〕 《新时代》 应为《新生活》，一九一○年创刊于彼得堡，迄于一九一五年。“第二篇”即《托尔斯泰之死与欧罗巴》，最初发表于《新生活》一九一一年第二期。
〔6〕 《文学底影像》 一译《文学剪影》，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评论集，一九二三年出版。
〔7〕 《春潮》月刊 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局发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停刊。
〔8〕 anatole france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以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生活》等。
〔9〕 gerhart hauptmann 葛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青年时代同情劳动人民，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过接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他在一八九二年出版的剧本《织工》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此外还作有剧本《日出之前》、《獭皮》等。
〔10〕 giovanni papini 乔凡尼·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作家、哲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原为无神论者，后改信天主教。
著有《哲学家的曙光》、《基督传》等。
〔11〕 d’ancelis 丹契理斯，意大利作家。论文《对于托尔斯泰之死的生命的回答》的作者。
〔12〕 多数派 布尔什维克的意译。
〔13〕 《未名》半月刊 北京未名社编辑的文艺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创刊，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终刊，主要内容为介绍俄国及其它外国文学。
〔14〕 《奔流》 鲁迅与郁达夫编辑的文艺月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二卷第五期停刊。鲁迅曾写有相关的“编校后记”十二篇，现收入《集外集》。
〔15〕 指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
〔16〕 《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卢那察尔斯基于一九二二年写作的戏剧，有易嘉（瞿秋白）译本，一九三四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为《文艺连丛》之一。
〔17〕 《艺术与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著作。
〔18〕 “正人君子” 指新月派文人。一九二九年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
〔19〕 “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
〔20〕 《新世界》 苏联文艺、社会、政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五年一月创刊于莫斯科，后来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
〔21〕 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22〕 《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