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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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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 “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 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 lunacharsky 卢那察尔斯基。
〔5〕 律师保鏕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
〔6〕 “老而不死” 语见《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杜荃（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载《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主张“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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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译者附记〔1〕
小！说
《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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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恶魔》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2〕 川本正良 日本翻译工作者。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松山高校等教授。
〔3〕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莱克兰世界文库》，德国发行的一种世界文学丛书。多数是被压迫民族作家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价格低廉，流传较广。
〔4〕 《黄花集》 北欧及俄国的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一九二九年二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5〕 《创作年表》 指邹道弘编的《高尔基评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所附的《高尔基创作年表》，其中列有“一八九九：《关于魔鬼》”一行。
〔6〕 二十世纪初头 应为十九世纪末叶。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写作《关于魔鬼》（即《恶魔》）及《再关于魔鬼》，先后发表于同年《生活》杂志第一、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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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译者附记〔1〕
生
《鼻子》译者附记〔1〕
果戈理（nikolai v．gogol 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2〕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3〕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
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4〕，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一篇便是从日译全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原译者是八住利雄。但遇有可疑之处，却参照，并且采用了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里的wilhelm lange〔5〕的德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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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连同《鼻子》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许遐。
〔2〕 乌克兰的怪谈 果戈理早期根据乌克兰民间的传说和奇闻所写的故事，如《狄康卡近乡夜话》。
〔3〕 《外套》 短篇小说，果戈理作于一八三五年，有韦素园译本，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4〕 《死掉的农奴》 即《死魂灵》。以前俄国人称农奴为魂灵。
〔5〕 wilhelm lange 威廉·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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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译者附记〔1〕
生
《饥馑》译者附记〔1〕
萨尔蒂珂夫（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2〕的所谓“倾向派作家”（tendenzios）〔3〕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却常常看见“锡且特林”（sichedrin）〔4〕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5〕，专写亚历山大二世〔6〕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馑》，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7〕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从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八杉贞利〔8〕译的《请愿人》里重译出来的，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9〕，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