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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整天去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反正总共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至于那儿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更不在话下。”
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他迅速地瞥了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一眼。
这一眼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那少年使他震惊的程度大体相同。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震惊。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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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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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