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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
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护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
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
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地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褐黄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的风姿。
．。
第二十五章
小说
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 · 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
我与资料保管员聊了一会儿。我把一捆耐特尔先生写给我的关于敦刻尔克大溃退的信函交给了他——他万分感谢地收下了。这些信将与我所赠送的其他资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员给我找到了一位远程救援直升机的空军老上校；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已读过我打印稿中相关的记载；并把他的建议传真了过来。感谢上帝；他的建议尖锐却很有裨益。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英军士兵在发‘快步走’的命令时绝对不（‘不’下面划了两道横线）会说‘on the double’；只有美国士兵才会这样说。正确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
我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他用点彩派画家的手笔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渐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
“没有一个人会说‘二十五磅重的炮’；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的炮’。你的用法听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搜索队的警察；赴汤蹈火；匍匐向着真理挺进。”
“你给皇家空军小伙子戴贝雷帽。我却不以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连陆军还没有贝雷帽呢。我认为你最好给他戴军便帽。”
最后；上校流露出了对我的性别不耐烦的态度。他在信的开端称呼我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类人染指这些事干什么呢？
“女士（在其下面划了三道线）——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可能携带‘单个千吨的炸弹’。你知不知道一艘海军护卫舰也没那么重吗？建议你再作查证。”
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 。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