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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能起作用的母亲；如果母亲出外工作，幼童们每天有部分时间可得到适当的照顾，不会受到外界不良影响的干搅。再加上更快、更好的收养程序，这个办法可以保护儿童的利益，减少不顾后果的单身母亲或父亲的出现，并且仍可对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身陷困境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履行社会义务。
当然，巩固传统家庭不仅是为了改变未婚母亲的处境。离婚率的大量增加，对家庭也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有些离了婚的妇女有存款，结婚时有现成的住房，还有适当的收入，因此，在经济上能抚养她们的孩子。但是大量的离了婚的妇女却没有什么抚养费，或者根本一点抚养费也没有，因此不得不依靠国家。新的儿童赞助署打算给予被遗弃的家庭适当的赞助，这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该署的措施明显有缺点（现正在改正中）。
在离婚的情况下，如同未结婚的母亲一样，也使儿童处于不利地位，但这类儿童主要的不幸是家庭破裂本身所带来的创伤以及后来离婚双方为了表示忠于家庭感情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我一向接受这一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对有关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结束不幸的婚姻，特别是在家庭里严重使用暴力的婚姻。但为了孩子们而〃决裂〃这一舒服概念往往掩盖了成年人的自私。最近调查证实，离婚本身对孩子们是有害的，会导致学业成绩不佳、就业差和日后会感情用事，而且不仅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会这样。
６０年代的改革使离婚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变得更加容易，但要想取消这些改革恐怕是困难的。可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知道存在着婚姻早期破裂的趋势以及它们对儿童的影响，重新考虑这整个问题是明智的。离婚不仅涉及两个人，其他人的婚姻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应该肯定认为这是违反了法律委员会有关在离婚中完全不需要考虑〃过失〃的建议。我们也应该考虑，在没有孩子或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情况下离婚与有要抚养的子女情况下的离婚，这二者之间是否应该作出明确的区别。〃孩子第一〃和使家庭团圆和睦有时要求〃不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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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经济学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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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如果说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了造就他这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专业知识或正直人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现存的经济学家也同样是外界影响的奴隶。凯恩斯本人就是这样——他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同时，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经济学中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因而，〃凯恩斯主义〃就与它成了同义词。
所以，我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在我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的个人经验。我的〃布卢姆斯伯里〃是格兰瑟姆——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毫无疑问，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真实情况是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共同点比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接受的要多得多。虽然藐视基本法则对国家和对家庭来说其结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仍然都是灾难性的。的确，对国家来说，灾难要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它们能使整个民族与它们一起遭殃。
对我的养育和我早期的经验不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么，我也以赞同的心理深刻了解到了我后来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企业制度〃，对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们年龄一般多少要大一些）来说，是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的所谓失败使他们相信必须要找到更好的什么东西；但对我来说，我们铺子生意的兴隆以及格兰瑟姆喧闹的市中心却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陌生的和严酷的；但对我来说，它是亲近的和有创造力的。我看到，是因为满意的顾客才使我的父亲得以增加他雇用的人员。我知道，是国际贸易才把茶叶、咖啡、食糖和香料带给了我们店铺里的常客。除此之外，我感到做生意与在任何地方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是充满活力的、人道的、社会性的，还可以进行社交。事实上，它虽然严肃，但也有趣。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我在格兰瑟姆所了解的一切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批评与我亲自经历的现实不一样。因此就战后英国因袭下来的经济智慧而言我是打过预防针的。
由于主要受凯恩斯的影响，但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些年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当然，事情从来不是这样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例如，政府的赤字是要用在〃反周期的〃方向——即用来补偿萧条带来的影响——而不是无节制的。那时口头上也说有必要避免把福利水平提得太高以致人们不愿外出工作，但在这一切的后面，几乎大家都认为，政府的支出无论在道义上或在实践中都要比私人支出更可取，因为它有更高的、更合理的既定目标。在我一点没有读米尔顿·弗里德曼或阿兰·沃尔特斯的著作之前，我仅知道这些说法不可能是真实的。节俭是美德，恣意挥霍是堕落。如果政治命令能够中止人类行为的法则，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了。也许在我先后担任反对党领导人和首相的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一项最大的变化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甚至经济学家）都改变态度同意了我的意见。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增加政府借款的后果会将利率提得比不增加借款时更高。如果人们预料更大的赤字会使未来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会加剧通货膨胀，情况更会如此。这样，让预算赤字上升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１９８１年的预算，就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当时３６４位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攻击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无疑，他们认为这一战略对当时占上风的正统做法是一个直接桃战。这一挑战成功了。１９８１年夏天的数字预示经济将要恢复，下一季度的其他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１９８３年的经济情况如此之好，再加上对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反映，它们保证我在大选中能取得最顺利的胜利。
就好像与政府借款一样，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有几十年，政府根据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平衡效果〃——所谓的菲利浦斯曲线——这一假定在调整经济。现在，人们已广泛同意，从长远看，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微观经济变化——如放松管制——而不是宏观经济操纵在决定所提供的工作数量。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声称他相信〃某一〃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取的。过去一些政府认为，它们非常聪明而工资谈判者非常愚蠢，所以前者能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后者的实际报酬。而现在我们知道，多年来，情况正好相反。工资谈判者不仅没有低估将来的通货膨胀，还经常过高估计了通货膨胀，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因此，所谓的〃货币幻觉〃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削弱了竞争能力。更糟糕的是，很难从制度上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计，这是为什么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获得低通货膨胀率的好处。
我比我的许多同代人在政治上占有的一大优势是，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而技术上的论证和深刻见解与我的基本本能和早年的经验如此吻合，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说服了——而且我的信服又有助于我去说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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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８０年代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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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间，有机会在经济政策中实施这些信念。我很幸运有杰弗里·豪、奈杰尔·劳森和约翰·梅杰这三位非常能干的财政大臣帮助我。在８０年代，我们打算实行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目标基本不同的政策。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就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满意的顾客，因此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
至于政府的财政，的确有限地继续执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间实际削减了６０亿英镑的公共开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标志着首次公开利用货币指标来指导政策的协定条款，都是朝着我所相信的做法迈出的重大步骤。但是它们的实施来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机会就被放弃。事实上，工党政府在最后一年再次允许公共开支上升后，已经在开始放开上述做法。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工党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没有与其他至关重要的辅助性措施结合起来，如大幅度削减边际所得税税率、改革工会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们只是部分补救办法，因为缺少促进企业所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到唐宁街时对如何搞好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总的想法，而不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各个领域里的进步都有赖于经济和政治情况。例如，我们第一个预算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减少所得税，�